农民工子女的就学缩影：该为其创造何种机会？

舵手

2017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年会中，讨论了中国乡村教育这一议题。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Longfellow Hall中，蒲公英学校联合创始人兼校长郑洪发表了主题演讲，介绍了一所在北京建立的、不起眼的、面向农民工子女的中学。面对国内应试教育和盈利性的教育机构所占据的教育主流，他们在追寻着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如何才能办好一个针对学龄乡村子女的优质学校？这些问题，教育实践者们一直在通过行动来解答。

以下为郑洪的发言，

图为蒲公英学校联合创始人兼校长郑洪

现在在中国，每五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在每三位学龄儿童里面，就有一位是来自农民工的家庭。蒲公英中学的建立和生存、和发展，是一个社会创业的过程：学校是在一个旧的工厂，一个村办开关厂的基础上改造来的。在我们的学校里，孩子们覆盖了中国25个省，学生是我们到菜地、批发市场、小的工厂以及街道上找来的。

蒲公英中学的使命就是把接受合格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女，这个使命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农民工子女要有学校去，第二层含义是学校要好。现在中国的学校，要么是实行应试教育，为考试准备，要么就是营利性的办学。我们在办蒲公英中学的12年时间里，不断地回想，重新检验自己的初衷和做法，思考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和怎么样去做，因为我们要不断地和控制了中国教育的主流、主导趋势所抗衡。

此外，因为我们服务的是大量的边缘化儿童，所以我们应该成为对社会公平的贡献者。那么我们具体应该做什么，在我们使农村的孩子走到了一个城市之中后，教育能够做什么来促进更公平的城市的建构。通过教学实践，我们发现需要通过具体的工作和行动来倡导，来说明什么应该做、应该怎么做。

我想用四个C来概括一下我们整体的工作：

首先是Collaboration，其次是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ism，Curriculum，以及Culture。这四个C在学校每天数不清的活动里渗透着、整合着，体现在在每天数不清的老师和学生的互动、各种各样的教学活动、学生的生活中。

那么，我们一直关注的社会公平这个理念和价值观如何与每天的这些活动整合起来？我们具体怎么做来体现4C？举个例子，当我们学校刚招生时，学校由于建在一个工厂之上，是一个很破旧很灰暗的地方，我们就想，要把每面墙、每个角落都变成能够讲故事的地方。于是，所有的学生、老师以及志愿者一起参与，自己动手，把学校进行了改造。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蒲公英转换”，这是一种从环境到心理的转换。

再举一个例子，学校着力发展艺术教育。孩子们可以学艺术、学乐器、学美术，学体育等等，学校有一个课外活动（兴趣小组）的表，里面很多课程可供孩子选择。因为学生住校，所以他们就有机会去参加很多团体活动，而在这些活动中，不一定哪个关头、哪一个环节就能够触动到学生的心灵，引起学生对自己的思考，了解自己、相信自己，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于是，我们不遗余力地开展这些活动。有一个孩子想学习小提琴，但是他缺一个手指头，那怎么办呢？一般来说，没有交响乐队会让他进入的，但是我们的志愿者为了他，把所有小提琴曲子的指法改了，使得这个孩子不需要用这个残缺的指头就可以演奏小提琴，他就这样得到了学习和体验小提琴的机会。

我还想用学生的学业成就来说明一个问题——即学生如何抓住提高自己学习成绩的机会。在学生入校的时候，他们成绩很差，及格率不到10%；2007年统计在学校学了三年的孩子的成绩，及格率升到了66%；从2008年到现在，基本上90%多的孩子都能够通过考试。虽然孩子们要参加北京市统一的中考，这个分数不算优秀，但这些孩子能够从这么差的基础提升到如今的水准，是一个奇迹，这也能够说明孩子们珍惜机会，积极改变他们处于劣势的生命。

最后一个例子：前些天，我们有一个学生差一点成了网红。他很酷，写了一篇叫做《2045年》的作文。这个孩子很有想象力，他通过作文，讲世界和平，讲社会公平，设想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篇作文也被郝景芳在博鳌会上提及。后来孩子被采访时，被问到一个问题：“你从蒲公英毕业以后，打算怎么办？”他回答说：“我可能得离开我的父母，如果我想上高中，我就得回老家。”他只能自己回老家，因为父母还要在外面谋生。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在采访中很自然流露出来地，他说：“世上的无奈太多了，被逼无奈太多了。”我觉得这个孩子这种心理的感受，可能是中国几百万孩子也同样会有的感受，也是我们做教育工作的人要不断面对并积极解决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需要良好的政策研究和设计，也需要一线的实践者。如果没有人在一线去办学校、做老师的话，这个变化不会发生。所以我特别希望新一代的教育工作者、年轻人能够去了解学校、了解中国教育、服务1/3的中国的学龄儿童，谢谢大家。

终南山人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