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农村合作化】楔子（一）漫谈“工分”

靳应禄 · 发表于 2017-2-26 06:46:05

   我国农村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的合作化，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阶段，其性质是集体所有制。无论从组织制度、教育模式，还是经验总结、财富积累等诸多方面，皆为我国国民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笔者从文史的角度，对农村的合作化进行解读。
   建国初期，以苏联老大哥为楷模走集体化的道路，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个口号，在当时常常能听到、看到。土改后的农村，穷人们虽然分到了土地、农具和房子，勉强可以生存，但发展生产仍有困难。地少人多，打的粮食不够吃；地里的活儿不够干；有些活儿没有牲口、农具又干不了——迫于无奈将土地卖掉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富裕农户们的牲口、农具、排灌设备等却没能充分发挥作用。正是成立了合作社，相得益彰，才有效地避免了两极分化，受惠的自然是占大多数的穷人们，首先是口粮有了保障，因为那时是按人口分粮，不论劳动日有多少，口粮是不会少的，劳动价值的体现是在工分（劳动日）的分红上。可别小看了口粮有保障这一条。我们党就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领导穷人闹革命的，这是我们党的宗旨，更是制胜的法宝。至于富裕农户们，虽然因收入有所减少而心疼，但却省了许多的辛劳亦觉得快活。另一方面，合作化又消除了那些家居农村的职工们的后顾之忧。还解决了鳏、寡、孤、独们的保障等社会问题。可谓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教育大普及，广大农民树立了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这对于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新政权的巩固和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支援国家的工、交、水利、等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农村合作社的社员们则是名副其实的主力军，贡献很大。
   毋庸讳言，农村合作化的副作用也是有的。如果说由单干走向合作化是形势的需要，那么，由合作化走向家庭承包责任制则是历史的必然。尽管合作化在建国初期起到了稳定政权、支援国家建设的作用，但大锅饭的制度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也是事实。有一首社员自我解嘲“东方发了白，起来一夥‘贼’（方言。指的是像贼一样的精明），清早磨到黑，不知谁哄谁”的打油诗，形容那些“出勤算出工，出工不出力”们倒有几分厮像。笔者眼见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头一年秋，各家各户皆在连绵的阴雨到来之前收、播结束，乐哉悠哉了；而有一个尚未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村子，大堆的玉米棒堆在街心未来得及给各户分——这是集体化的必须程序。结果是玉米棒因淋雨而发烧冒热气，全部变质，社员们自然叫苦不迭，悔没有分田到户。人心思治，希冀改变，由此可见一斑。
      改革是顺应潮流，顺潮流就必然昌盛。

                                                   （一）漫谈“工分”
      让现在的年轻人听了不知为何物的“工分”，在农村合作化时期，不但家喻户晓而且是男女老幼无不喜欢的热得烫手的词儿。“工分”原本是工厂计算工时所用，农村合作化后被引用到农村。同是计“工分”，农村的“工分”与工厂的“工分”却有着根本的区别。工厂的“工分”有固定值，因为工厂是逐月发工资；农村的“工分”则没有固定值，原因是农村的收入不固定而且不可能逐月结算、分红。
      从经济学的角度回顾农村合作化时期的“工分”，可以说其是农村合作化的“经络”。人体的经络，联系腑脏肢节，沟通表里内外，遍布全身，把人体各个部分连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以保持其机能活动的协调和平衡。这种平衡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工分”也有类似的功能，不但是社员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而且还是调动社员积极性和平衡矛盾的杠杆。若计工不公是必然会引发矛盾的。
   耐人寻味的是任何一个生产队的队长都不会为无力支付“工分”而发愁，更没有人会担心“工分”会超支。本不存在的“工分”库似乎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何以如此？那是因为农村实行的是年终一次结算制度，“工分”的总额可多可少——在总产值不变的前提下，“工分”总额小了，劳动日值就高；“工分”总额大了，劳动日值就低。那时挂在社员嘴边的话是“大家驴儿大家骑”、“船高码头高”等等。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出勤我也出勤，你磨洋工我也磨洋工，彼此彼此，反正大家的“工分”都在往上长。尽管都长了等于都没长，但某若不长则等于在减少，不进则退嘛！于是乎，就出现了“有集没集集集跟，活多活少天天上”的大呼隆出工；于是乎，每个生产队就都有了名曰平整土地，实则是能无限容纳跟集者的“工分”场，以缓解出勤不均的矛盾和调节因别人（譬如生产大队干部、外借干部等）“混”工分而产生的心理不平衡；于是乎，也就出现了开会计“工分”，学习计“工分”，过组织生活、搞宣传活动等等，统统计“工分”。笔者所在的公社就有常设的大食堂，名目繁多的会议一个接着一个。那个时期的集体活动格外多，大家也忒热衷。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那时，确实热闹过，快活过，但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甚少，给社员的分配也很有限，因为总产值并没有（也不可能）随着“工分”的增长比例而提高。套句时髦话那就是“工分”总额越高越贬值。
      “工分”——这一时代的产物，终于随着改革开放、农村集体化的终结而完成了它辉煌一时的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靳应禄，兵器部惠安史志编辑，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上林苑诗词楹联学会会员。被聘为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员、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民俗文化研究员、香港中民影业文学顾问。系陕西省老法协法律工作者。微信13991180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