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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因受几位老同学之邀而同游华山,一路拾级而上,历经五小时才上到半山腰,举目眺望,浮云翻滚,四周山峰隐约可见,但面目不清。遂想起苏东坡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诗来。诗中所述,正是此景此情。
第二天,我们登上了华山之顶,绵延起伏的山峰,全落在我们脚下,而翻滚的浮云还在半山腰;极目远望,众山变小,尽收眼底,天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与地相连,这真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回头看那走过的石阶,活像一条绕山爬行的长龙,那些一个比一个高而又链接的台阶,犹如龙身上的鳞甲,游人要经过数以万计的“鳞阶”才能登上顶峰。由此,我联想到人生路,便无心再欣赏华山美景,而社会人生之路,难道不正是在走这长长的“鳞阶”吗?
在大千世界,也有“人梯”的存在,由无数个具体的人组成,从第一个梯级到最高梯级则构成了“人梯”巨人,这“人梯”巨人,是一幅如同华山“鳞阶”一般壮观的写意画,谁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谁就能成为上帝的幸运宠儿,几乎所有人都爬过“人梯”,但绝大部分人没有爬上巨人的肩膀。这架巨形“人梯”是什么样?说她无形也有形,说她有形无定形,她就是我们的父母和各个阶段的老师。
人非生而知之者,除了遗传的先天生理特征外,人的知识和生存能力都是出生后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再聪明伶俐的人也不会“生而知之”,都得爬这“人梯”,爬高爬低、爬快爬慢因人而异。
人的一生都在爬“人梯”,父母、老师是主梯路,当然还有其它形式的“人梯”。任何人,无论长幼,只要能使你认知提高,获得教益,都是“人梯”。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也就是“三人行,必有我梯”;而“处处留心皆学问”,也就是“处处留心皆有梯”。此正如《师说》中曰:“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人的一生是爬“人梯”的一生,幼儿要爬,成人也要爬,老人还要不断地爬,此所谓“学无止境”,也就是“爬无止尽”。
一个人经过爬由别人组成的“人梯”而成长起来,也要甘当别人的“人梯”,人类社会就是在自己爬“人梯”又甘当“人梯”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前进的。
爬“人梯”阶段
人生第一个梯阶,就是父母的精心呵护。从第一声哭、只会睁眼、只会吸奶的生理本能开始,到咿呀学语,跌倒爬起学步走路,那一样能离开父母?这是人生的第一个梯阶。
随着感性认识积累,很快就能进入幼儿园初学识字、背诵唐诗,虽不解其意,但为开发智力奠定了基础,总有理解的时候。幼儿园里,幼儿教师就是人的 第二梯阶。
到了小学阶段,又由许多老师组成需要人爬六年时间的“人梯”。在这里,学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课程。这个时期,人因对外界感触新鲜及兴趣都能认真爬“人梯”。
到了初中阶段,课程重了,需学习的知识面广了,就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有的人踊跃爬“人梯”,有些人却止步不前。由于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这时期站在这个人梯台阶上的人数和小学阶段几乎一样多。
国家法规确定的“义务教育”阶段过后,就进入高中阶段;能进入高中学习的人,都是经过奋发努力又爬上一个“人梯”台阶者。他们学习知识更广泛,难度增加,上了台阶的人都抱着再上“人梯”台阶的美梦,但因各种条件限制,只有百分之六十的人上了大学的“人梯”台阶,其他人则进入社会寻找另外形式的“人梯”,因为“人梯”到处都有,只是形式不同,要知道“三人行必有我‘梯’焉”。
进入大学后,学习更专业,是需要在以前所学知识基础上,再提高,再升华,更进一步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准备好为人类社会贡献的资本。至于考研、考博士、再进博士后的那些人,因他们仍不满足现在的高度,还想循“人梯”向上攀登,理想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能使人积极向上的“人梯”是有多种形式的。在社会中,凡能使你获得新思想、新知识,好方法的人;能帮助你渡过难关重新崛起的人们都是你的“人梯”。“人梯”的实践路线主要显示在父母和各阶段老师所构成的“人梯”上。
我的“人梯”
我今生虽未成大器,但我仍不能忘记做为我“人梯”的那些老师们。
小学时,我一年级的班主任是郑智慧老师,他鼓励我学习,任命我当班长,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使我成为“三好学生”。
四年级时,班主任是王家珍老师,那时他刚二十岁,年轻潇洒,语文、数学都教得很好。他多才多艺,会踏风琴(风琴,音乐器材,分手拉式和脚踏式)教音乐,至今我还记得他给我们所教的歌曲“千里草原宽无边”和“宝塔山延河水”。
1957年冬,因王老师说了一句谝闲传的话,当时的校长为完成“右派”任务把他打成“右派”分子(注:现在人们的自由言论,若在那个时期,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够“右派”标准)。王老师从余姚小学调往康王村小学时,我们几个同学去送他,我当时哭了,被校长看见,给只有十二岁的我,扣上“政治没挂帅”的帽子,让我也夹上尾巴做人,好在新接手的班主任仝智谋老师对我宽心说服,百般呵护,才未使我陷入“自弃不拔”的泥潭,这在我幼小心灵中留下难以忘怀的阴影。
六年级的班主任是李正民老师,他数学、语文教得很认真;记得那年我们全班百分之八十学生考上了初中(那时还未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至今我还能回忆起他讲课的神情。李老师今年已八十多岁,但身体很健康。有次在户县街道碰见我,紧握我的双手不放。他年老耳聋,侧着耳朵听我讲话。我深感对不起他,文革中给他贴了大字报,把些“小事”上纲上线夸大了,让他心痛,这使我至今愧疚,每每思之惶愧难当。
我初中、高中都是在户县二中度过的。在初中阶段,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宋巨儒老师,他心系学生,能把学生当子女看待。他不但教书,而且教我们如何做人,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做人的真谛。我把从他那里学来的做一个教师应有的道德、人格、方法,后来用在户县一中当教师的实践中。
宋老师当了我们三年班主任,记得初中二年级时,正是1962年自然灾害和人为灾祸的经济困难时期,因家庭贫困我辍学在家,宋老师骑自行车到马营村家中动员我继续读书,宋老师的诚恳热情感动父母和我,我才又回到户县二中上学。如果没有宋老师当年拉那一把,就没有我的今天。
宋老师是教生物的,他经常把菜叶子用水煮熟加盐充饥,也经常叫我去分享。在文革中他被打成“叛徒、黑帮”分子,我经常暗中陪他睡在生物组独有的两间房内的火炕上;叫我陪睡的还有生物老师刘维汉,在当时“红色恐怖”环境里,宋老师和刘老师都支持我们“保守派”,总是告慰我:“不要怕,你当保皇派是对的,历史会证明真理在你们手中”。现在回忆起来真被老师言中了。刘老师和宋老师都已仙逝了,可他们当年对我的教诲仍在耳边缭绕。安息吧,我的老师。
对我在文学方面教导所留印象最深的,还算赵连云、邓振旅两位语文老师。
初中教语文的是赵老师,他讲课很认真,语言幽默,经常讲些课外文学知识让我们品味。他讲了一幅对联,是说殷纣王昏庸无道,天旱求神施雨,有位智着送去对联一幅,上联是“一殿上贪官污吏三跪九叩叩来日月星辰”,下联为“两廊下淫僧乱道七吹八打打去风云雷雨”,横批写“日月并来”。
他上完课,在课余时间又给我们写过两首“金字塔”诗,其形式是第二句比第一句只能多一个字。形容秃子模样:“秃,精肉,光溜溜,虱 虮难留,搭不住木梳,笋瓜茄子葫芦,一轮明月照九州”。形容脸有麻子者:“麻,枯皱,涩沟沟,雨打蹚土,湿场碾碗豆,蜂窝涩皮羊肚,活象个翻皮石榴”。赵老师的幽默至今记忆犹新,他念诗时的声与形至今历历在目。
上高中后,在文学方面对我印象最深是邓振旅老师,他语文教的特别好。邓老师很欣赏我的作文,每次都有较高评语,我的作文经常被选印作范文。他让我努力学写作,争取当一个故事作家。很可惜,“文化革命运动”把我和邓老师分成两派,他是“造反派”。为争论邓老师是不是“左派”,我和同学—现在的西北大学教授韦苇,当年曾经展开过贴满几个山墙的大字报辩论,这在当时户县二中校内是轰动一时的。就因为这“政治历史”裂缝,文革后我和邓老师没有直接来往,但我并未忘记做为“人梯”的他传授我知识的恩典。在马营大队当书记时,我通过别人给他送过西瓜和大蒜;在他因病去世后,我给邓老师送去了花圈及挽帐,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唉!可恨“文化大革命”呀!
对我人生道路重大转折具有指导作用的“人梯”,当算我的老师张汉云。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高才生,被当年“爱才如命”的户县二中白校长,从陕西社会科学院“挖”到了户县二中。
时年二十五岁的张老师,几乎把一生贡献给了户县的教育事业,如今他已是白发萧萧的七十五岁老人。他身体健康,热情奔放,知识丰富,整天还游弋在书本知识的海洋里。在他的屋里除了书还是书,书是他的精神食粮。
张老师是我的高中班主任,因“文革”缘故,我和张老师私交很深,他授我知识,教我做人,在我人生道路关键时刻给我导航,给我力量。
1980年,我辞去马营大队支部书记之职,到涝店镇余姚学校当民办教师,张老师知道后立即设法调我到户县一中任教。高中毕业的我能胜任高中课程的教学吗?张老师鼓励我干下去,让我听他的系统讲座授课,手把着手教我如何备课教课,在张老师的耐心教导帮助下,我还算胜任了高中的哲学政治课,没给张老师丢面子。
根据我自身特点,张老师又鼓励我报考律师,我当时有些胆怯,而张老师帮我分析自身优势,认为很有把握。他鼓励我说,“别怕,大胆去考,借不来面也不会押你借面的升子”。1981年,我在咸阳地区“律考”中考了第五名,从此后又走上了执业律师的道路。感谢张老师在我人生航船迷茫时给我导航。
在高中阶段,还有象白德全校长,王之昌校长,郑志老师,马普明老师等,都从不同角度成为我的“人梯”,无论我爬到那个阶段,都能回忆起那些托我升高的“人梯”台阶。
父母和各阶段老师们,构成我人生的主线路“人梯”。除此而外,走上社会,随时随地我都很注意利用其他形式“人梯”提高自己。我写《律师随笔琐议》这本书,又是严文后老师甘当“人梯”帮我升高,每当我写完一篇文稿自感完美时,再送严老师那里批改,他都能从字句、语法、标点诸方面提出宝贵意见,使我的文章内容更精采、语言用词更准确,这使我自叹莫如。在这本书出版前,严仁海、戴佐琳、张宝珍、张宏权、党成明等同志也都是我的“人梯”,看过我《追求公正》一书的所有读者,也曾是我的“人梯”。
知道了“人梯”的作用,人人就要甘当别人的“人梯”。我希望人们都不忘自己爬过的“人梯”,诚心再做他人的“人梯”,这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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