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靳兆鲰

靳应禄 · 发表于 2016-6-19 14:45:14

   我在家排行老三。从记事起，就发现已到中年的父亲有着不轻的气喘病，稍一劳作，便气短。“呼噜气堵”是对该病最形象的方言注释。咳嗽起来一声接一声，脸挣得通红，然后是一阵“拔气”。白天尚好，晚上难熬，大口喘气，大口吐痰。这个病是富贵病，能吃不能干，热时轻，冷时重。尤其是冬季早上起床便是一个关口，非得大喘一阵不可。
   父亲的气喘病源于热极遇雨。年轻时，父亲挑货郎担，遭遇旧军队的伤兵。情急中，钻入包谷地里不要命地逃跑，土壤的松软和包谷杆的阻力，加上负重，自然得拼尽全力。由于用力过猛，竟将扁担闪断。便急忙把挑绳拴在一起，奋力将两只箱子一前一后搭在肩上疾奔，其累的程度可想而知，也必然大汗淋漓。这时，天突然下起了大雨——热人被冷水一激，便落下了气喘的病根。那时，一是家境不好，无力治病。二是医疗条件有限，终没能认真治疗。父亲仅活了六十五岁，实在惋惜。
      听父亲说，我们家境原本不错。祖父是读书之人，温文尔雅, 祖母乃大家闺秀，知书达礼。后来被土匪偶然光顾一次——说偶然，是说那伙土匪先去邻村打劫不成（那家财主登上了砖墙铁皮门的碉楼使这帮小蟊贼奈何不得），顺手牵羊洗劫了位于村边的我们家。除财产受损外，祖父的胯被打伤，祖母亦受惊得病。家境便败落下来。
   父亲称得上是孝悌的模范。我的祖母受惊后精神很差。我家门前涝池里此起彼伏的蛙声，影响得祖母不但无法入睡，而且烦躁不安。父亲便彻夜守候在涝池岸上，不时扔一小石子入水，蛙声便不再响起。后听人说孝子侍奉神灵七十天可祈老人平安。父亲信以为真，虔诚地住在咸阳荫水坊庙内侍奉了七十天。不仅如此，我的父亲还不时去朝（方言。朝拜）位于周至的道教圣地楼观台……怪不得他老人家见识非同一般。
   父辈中，父亲最小，上有三位伯父。三伯父英年早逝，我未曾谋面。我目睹父亲待两位伯父毕恭毕敬。听门宗林茂兄讲，有一年，我的二伯父与偷猪贼搏斗时失手将贼打死，被判坐牢两年，中途，我的父亲寻去替坐了一年。
   父亲又是个人情味十足且仗义疏财之人。一次，做生意在甘肃，遇见西安市坝桥一位姓任的乡党遭遇劫匪殴打，便挺身上前搭救，又倾囊帮其治伤，连生意都放弃了。后来，二人结为异姓兄弟，还差一点将我送去为其当儿子呢——任叔的老大是女孩；父亲与任叔约定，假若其老二仍是女孩，便将我送去当儿子。
      由于父亲身体不好，尽管我家土地不多，却只好雇个长工。父亲为人厚道，待长工如弟兄、似侄儿一般。如本村乡党允勤在我家当长工，我们全家谁也没将其当外人，父亲还张罗着协助允勤办婚事，其弟弟允功也一并吃住在我们家，与我们一块生活，与我一同去学校。这兄弟二人与我们兄弟几个至今还保持着亲密关系——这便是文革中有人反映我们家雇兄弟俩当长工的“剥削”问题，幸亏这是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那年的事，若提前到土改前三年，很可能就将我家的成份定为富农了。
   父亲为人厚道，例子很多，譬如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前我家有车有牲口，乡党有需要帮忙者，父亲总是满接满应；再如有几户人少地少的乡党不值得盘场和置办碾场工具，父亲便无代价地让他们在我家麦场碾打；还有两件高风亮节的事：一件是1956年春,我所在的农业社牲口草不够,父亲主动将我家的一万多斤麦草借给了农业社,没料到那年夏收时雨水过多,麦子长了芽,麦草也霉了,不但焰小不受烧,而且烟大,用这样的麦草来还账,我家绝对是吃亏的,可是父亲不但没驳扎（方言。表示不同意见）,而且还谈笑自若，对送麦草的乡党以烟茶招待，当时年幼的我很是想不通，还气得哭鼻子呢，长大后才逐渐体会到父亲胸怀的宽阔；另一件，1958年，村里盖大食堂，伐了我家 9 棵大树给我家计了 135 元，还是“三角债”，而留给我们同样大小的两棵树，我们卖了 90 元，我们明显吃了亏，可是父亲却说“还给咱留下俩树呢！要不留还咋冾（方言。有啥办法）?”我知道是父亲见我少不更事，耽心惹来麻烦，故意这么讲——父亲的情操，由此可见一斑。
   谈起种庄稼、过日子，父亲很过于人（方言。超乎常人）。虽然身体欠佳，但计划性忒强。这一点非常重要。俗话讲的好：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合作化前，尚没有化肥，土肥很是有限，农作物产量自然很低。我们家的做法是拿出一半的地种棉花，棉籽榨过油的渣可以做猪饲料，亦是特优等的有机肥。种粮面积小了，收成却不少，棉、油更是额外的收入。成立初级社那年，我们家还榨了一小樑油呢！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家根本不缺食用油，更不缺粮——油水厚了，饭量自然就小了。
   父亲是个很传统的人，“三字经”、“二十四孝”不离口。父亲又是一个思维活跃、意识超前的人，我们家是我们村使用水泥（制作牛槽、猪食槽、门墩、桶墩）的第一户；也是我们村成功引进西红柿、大泡辣椒和搅瓜的第一家。
   父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我们家，从未听到过说粗话，更不用说骂人了——他老人家训斥我们最严厉的用词是“崽娃子”和“由心点儿”。我的大哥于解放那年参加工作，是我们村建国前少数几个参加工作者之一，是新中国首批工商行政管理干部。我的二哥大学毕业后在某科研所工作。我从部队转到大型军工企业后又读了大专，从事组织工作。父亲虽对我的姐、妹宠爱有加，仅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都带个贵字，但可能是孔孟思想在作怪，却没让我的姐姐读多少书，很是可惜。解放后，父亲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我姐姐已出嫁，弥补已无可能。却巧，刚到我家的大嫂也是文盲，父亲便支持其上学，直至读完高小，后成为较出色的农村妇女干部。结婚后才开始上学这件事，在我们方圆十里八村是绝无仅有的，折射出父亲人格的非同一般。
   父亲只读过几年私塾，按现在的学历，充其量是高小程度，但却写一手好毛笔字，打一手好算盘，这大概是私塾学以致用的缘故吧。正是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在上学前就能熟练打珠算的小九归和大九归即狮子滚绣球，直至今日，我仍以此为自豪，因为珠算在电子计算器尚未问世的时代是大有用场的，为我以后当会计、从事军需、财务工作打下了基础。而父亲的“颤体”毛笔字却为父亲带来过虽不算是厄运但起码不是好运。那是1957年，本村学校出现了“反标”（其实不是什么反标，充其量是一句牢骚话）。在排查中，发现父亲的颤体毛笔字，被认为是心虚胆不正的表现，遂列为重点嫌疑对象，通知父亲到县公安局去再写一回（进行鉴定）。幸亏遇到了行家，知是颤体笔法，加之当时我家成份好，政治条件不错，生活也可以，大哥又是国家干部，不涉及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更谈不上动机，才免却了不必要的麻烦。后有乡党向我父亲说，有人嫉妒我家，与我家过不去——这也许是实情。但父亲听了，一笑置之，毫不生气，显示了父亲的情操。这是父亲性格中对我影响较大的一个方面。
      父亲性格的另一面是笃信中庸、奉行调和且乐于助人。在我的记忆里，我家亲戚中有什么事总肯请我父亲去商量解决。特别是在我们那个有着近千口人的大村，我的父亲与刘生义、靳秉文是众乡党公认的调解组。说公认，是说他们这个調解组是一个自发的义务组织，既无人选举，又无组织任命，解放前就存在，誕生于那一年，说不清，完全是约定俗成。直到农业合作化时期，才被农业社（生产大队）非正式的认可。为什么这么说呢？村民（社员）有了矛盾找干部解决问题，干部往往会说“去找调解组”，如此而已。这个调解组何德何能？竟如此受欢迎？其实很简单，他们三人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口才好，还有一点更为重要，那就是自我形象好。身正影直，说话才能服人。调解组三人中，我的父亲辈分最高，年龄也最长，因为有气喘病，惧冷，故他们的碰头会多在我家召开，当然，他们见面绝不仅仅局限于谈调解的事儿。可以说，我是钻在被窝里，听着他们的海聊（还有母亲的纺车声）入睡的，他们的丰富知识和幽默诙谐的说话技巧，使我受益匪浅。而父亲对登门来访者入情入理的说教、劝解，亦让我受到很大的教育，我不由得对父亲肃然起敬。父亲的正人君子形象，在我的脑海永远挥之不去，不但是我自豪的资本，更是我做人的样榜。

                     祭父文

家父一生，磊落光明。幼年坎坷，仅读私塾。

笃信中庸，尊崇孔孟。行善尽孝，乡里闻名。

祈求母安，住庙当徒。夜守涝池，制止蛙鸣。

心胸宽阔，待人至诚，结朋交友，患难之中。

仗义疏财，颇具温情。转乡走村，货郎为生，

社会混乱，徒遇伤兵，负重奔逃，累极得病。

体力不支，口才依旧，调解纠纷，乡党称颂。

礼义为先，孝悌当头，入情入理，排难解忧，

何以服人？身直影正。齐身治家，尤显才能。

余缺调剂，不焦不糊。丰时不奢，歉年有剩。

三载灾害，平安过渡。教育子女，十分看重。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言传身教，循循善诱。

子女努力，出息有成。了却心愿，笑慰生平。

六旬刚过，病情加重。延医无治，不孝无能。

痛兮惋兮，抱憾终生。思念无限，顿首涕澪。

   （作者简介：靳应禄，兵器部惠安史志编辑，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上林苑诗词楹联学会会员。被聘为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员、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民俗文化研究员、香港中民影业文学顾问。系陕西省老法协法律工作者。QQ1968054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