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俞金尧：房市非理性繁荣和房价非理性上涨的背后，必定有腐败因素

素面朝天

俞金尧：研究房地产问题的史学家

记者谢文英

检察印象

        ■我对检察机关和纪检部门的印象一直都很好，这可能与我多年来担任廉政监督员有关。

       ■检察机关和纪检部门在维护公平正义、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公民权利，以及保持自身的清正廉明等方面，的确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成效卓著。

       ■检察系统很少发生严重违纪或腐败的人和事，在我的心目中，检察官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形象。

       ■检察机关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同时面临大转型的过程中承担着为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护航的重任。我注意到，检察系统也在制定“十二五”规划，以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我希望这个规划不仅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和有效性，更要突出重点。

       ■在具体的工作中，我希望检察机关要把人民群众关注的反贪污、反腐败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保护公民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做检察系统的重要工作。

      ■希望检察机关继续抓好检察队伍的自身建设，保持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他用“平淡”概括自己的经历:大学毕业后做过三年教师，然后读研究生，再后来就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找了份专业对口的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就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俞金尧。

      “无论做什么都要尽心尽力。”他说。正是“尽心尽力”这四个字，让他在46岁这年收获了一份特殊的荣誉——全国政协委员。

“有可能的话，会写一部中国房地产史”

       俞金尧学的是历史，研究的也是历史，然而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他关注最多的却是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这一特点从这些年来他提交的提案和建议中不难发现。

       一位历史学者，为什么会对房地产市场情有独钟?

      “很多人这样问过我，在政协小组讨论时有委员就说，你搞历史的，怎么研究上房地产了?”俞金尧笑笑说，“我也是老百姓，也有改善住房的需求，自然也关心房价。这几年房价‘疯涨’，我跟很多人一样，也经历了从想买房到不得不望楼兴叹的过程。不同的是，我拥有政协委员参政的平台，可以把看到的和想到的问题说出来。”

       在分析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时，俞金尧习惯把它放到更宏观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去探究。这或许与他的专业背景有关系，俞金尧称之为“专业优势”。

       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俞金尧在大会上发言批评了土地财政问题，他认为当时影响房价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俞金尧注意到，土地财政问题仍然存在，但是房价“疯涨”的速度却远远超过2008年，这主要与金融危机有关。

       “当时国家为了抵御金融危机，投入了4万亿资金，还出台了一些宽松的货币政策。”经过认真分析，俞金尧认为，与土地财政相比，金融危机是当时最重要的影响房价上涨的因素。随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房价控制措施，但无论是限制购房，还是大规模建设保障房，对于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只会起到一定作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即使房价下跌20%至30%，大多数工薪阶层还是买不起房，而保障房也只能解决部分人的住房问题。

       俞金尧注意到，很多遏制房价的政策、措施多集中在供求关系的调节上，仍属于经济层面上的应对。至于为什么大多数人买不起房，而一些人不管房价多高都能买得起?为什么只是在部分城市而不是所有城市普遍性地发生房价过快上涨?为什么中央抑制房价的决心很大，而地方政府却避重就轻、敷衍了事?种种表象的背后，反映的是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城市化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局限等社会经济领域的深层次问题。

      “当前的房价虽然表现为价格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它已经演变为社会问题，倘若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政策仍控制不住‘疯涨’的房价，从而引起民怨、百姓对政府不信任以及对未来失去信心，那么，房价从最初的经济问题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不是没有可能。”在俞金尧看来，当房价事关社会稳定的时候，政府的干预就变得十分必要。那种动辄以“市场”为由反对政府干预(比如限购)的说法，是过于迷信市场化的表现。因为从历史上看，从来不存在绝对自由的市场。

       俞金尧认为，房市存在的问题，根源在房市之外，2009年以来出现的房价“疯涨”局面，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久已存在的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作用下在房市的集中爆发。要从根本上解决房市中的问题，就需要加快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

       如今，俞金尧收集了大量关于房地产方面的书籍和资料。他表示，会继续研究下去，有可能的话，打算写一部关于中国房地产历史的书。

腐败是导致房价虚高的一种“隐性力量”

       俞金尧在分析房价“疯涨”成因中发现，腐败是导致房价虚高的一种“隐性力量”。

     “以往，人们讲到房价太高、房市有严重泡沫时，常用房价和收入比来说明，这完全是以透明的工薪收入来衡量的，按这种标准和算法，房市早在金融危机前就该崩盘。”俞金尧说，事实上，所谓“泡沫”不仅不破而且越吹越大，具有腐败性质的“灰色收入”所起的作用不可小看。

       他发现，“隐性力量”主要来源于围绕权力产生的腐败和寻租行为;公共资金、公共资源因管理不严、不当造成的流失和不合理配置;垄断性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超常收入等等。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2009年查办土地出让、规划审批、招标投标等职务犯罪6451起。这说明，房地产业中的腐败渗透到从立项、贷款、工程招标、用途变更、容积率调整和监理验收等各个环节。”俞金尧说，不仅如此，在其他领域发生的腐败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房地产市场，比如用房子行贿、以超低价买房变相受贿、直接用贪污受贿款购买房产等。

       从近年来查获的浙江台州56名官员倒卖房票获利超过500万元，到山西一个县的煤炭局长有36套房子(其中33套在北京)被曝光，让俞金尧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房市非理性繁荣和房价非理性上涨的背后，必定有腐败因素。被揭露出来的案件只是腐败与房地产市场紧密关系中的冰山一角，更多的腐败问题潜伏在房市深处。

       今年全国两会前，俞金尧从全国政协举办的部委情况通报会上得知，全国40个城市的住房信息要进行联网，他敏锐地想到信息联网或许能披露与腐败有关的信息。“如果一名官员拥有与其收入极不相称的、数量过多的房子，如果他不仅在所在的城市拥有多处住房，而且在一些一线城市和其他中心城市都拥有大量的房产，那么，这是不是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写进了提案，并建议相关部门进行全国性的住房普查，尽快建设全国性的住房信息网。他还建议纪检和检察部门应及时在住房信息网上对房产主进行检索，寻找腐败线索。对于拥有过多房产的国家公职人员和已经退休的公务员，应启动腐败调查。

    “在旧城内进行人口置换的回旋余地非常小”

       俞金尧还有一个身份——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对东城区古都风貌保护和旧城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他十分关注。

       疏解旧城人口不仅是保护老北京历史风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北京旧城人口要从180万降低到110万，平均每年疏解4万人。原东城和崇文两区合并后，新东城又制定了2011年至2030年的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平均每年有疏解1万人的任务。

       能否破解拆迁与文保之间的矛盾，成为新东城发展的关键。

     “在旧城内进行人口置换的回旋余地非常小，疏散旧城人口的难度很大，解决办法只有提高安置小区的宜居条件，把安置工作做好。”2010年，俞金尧向东城区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改革风貌保护体制，疏散东城文保区人口的提案”，建议改变现行的风貌保护体制，成立市级风貌保护和人口疏散机构。

       按照俞金尧的设想，该机构不仅负责有关规划方案，而且要承担起建立风貌保护、人口疏散财务体制和住房保障体制的重任，同时要及时提供与安置小区配套的市政、交通、医疗、文化、娱乐等设施。

     “如果短期内成立上述机构有困难的话，在现有体制内也要尽力而为。要不断增强保护古都风貌、疏解旧城人口的紧迫感，否则将拖住新东城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区的后腿。”俞金尧说。

       令俞金尧欣慰的是，他的建议受到东城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份提案也被评为当年的优秀党派提案。

   明示“图像采集区”，预防胜于破案

       2007年4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规定，体育场馆、宾馆饭店、大型商场、金融营业场所以及重点道路、路段、主要交通路口等五大类场所、部位应当安装图像信息系统。为了更好地管理该系统，保证图像信息的合法、安全使用，北京市公安局制定了《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备案管理规定》，对系统备案程序和内容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并率先将图像系统标志写入了法规。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条规定的背后也凝聚了俞金尧的智慧。

       此前，治安部门出于搞好社会治安的需要，开始在一些公共场所大量安装摄像头，事实证明，视频监控对于提高破案率有极好的效果。但是，俞金尧同许多百姓的感受一样，觉得这样一弄，走到哪儿都好像有双眼睛在监视自己。媒体曾广泛地讨论在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的利弊，公众既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更多的则表达了不安的心情。如何解决这个困境、寻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英国的做法给了我启发。”俞金尧说。2004年他在剑桥大学做学术访问时发现，凡是校园内安装摄像头的地方，都会在旁边钉一块写着“CCTV”的黄色牌子。初见时，俞金尧联想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英文缩写，后来才得知是中央监控电视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建议北京市公安部门在安装摄像头的地方加装告示牌。”俞金尧说，这样做除了可以解决监控者和被监控者的地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且还涉及理念转变的问题。有人可能认为，监控录像有助于破案，所以探头要装得隐蔽。这话似有道理，然而，明示告知安装摄像头更能起到警示作用，有可能避免案件的发生。预防胜于破案。

这份建议很快引起北京市公安部门的重视。后来，北京市的公共场所使用的探头旁都悬挂起“图像采集区域”的标志。由于建议切实可行，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俞金尧感到十分欣慰。

检察日报2011年5月9日

乡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