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中村志】三、亲历“社教”运动点滴

靳应禄

【康中村志】         三、亲历“社教”运动点滴

                                                                                  文/靳应禄

    “社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简称，是1963年那次运动的专用词，后来称四清运动。

    当时进驻大王公社的社教工作团团长是副县长何勤儒，驻我们康中生产大队的工作队队长是县委组织部的干部叫王乾丰，驻我们第五生产队的工作队队员是来自县煤建公司的干部叫王恒洲。运动之初，安排王恒洲住在我家，和我住一个炕。一天晚上，已经躺在了被窝，王恒洲突然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他明天要从我家搬出。我问怎么回事？王支支吾吾不明讲。我说是不是给我家“升”成份了？王含糊其辞，没有正面回应。我站起来举手取出夹在楼楞子缝下的土地证展开和他一块看——“升”成份的事已酝酿好些天了，也开过社员会了，会是这样开的，分男社员两个组、女社员一个组共三个组分别讨论，让提谁家应当“升”成份，就是这么一句话，没有讲标准，也没有讲条件。讨论结果，男社员两个组没有提案，女社员这个组提了三家，过程如此。当时我只觉着是笑话，成份是土改时评定的，是有标准的，这次是补定，而嫁来的媳妇们并不知晓各家土改时的情况，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吗？我一直没有当回事，认为即使评定起码须得来对照一下土地证么！可现在……一瞧土地证，王恒洲傻眼了，急忙掏出他的笔记本对照。土地证上我家14亩7分地，他本子上记的是19亩8分地；土改时我家7口人，他本子上记的是5口人，量变引起质变，这一反一正，差别大矣，明显弄错了。王恒洲涨红着脸，连着说了三个对不起，但又说来不及了，因为已经批下来了，第二天就公布。那时，我年轻、幼稚，根本没有向上级反映要求更正的意识。工作队队长王乾丰（县委组织部干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故意和我套近乎，有一次在县城见了我还应禄长应禄短地叫，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拍着我的肩，说我这好那好，又邀请我到他家…我后来才明白其的用意是怕我向县委反映。

     我家成份从贫农“升”为中农并不算完，在我参军后的“文革”期间，又差一点被“拔高”升为地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从部队复员的第二天接到通知，说在“社教”中补定的成分统统不算数——哈！我家额外“享受了”6年的中农待遇。值得庆幸的是“拔高”地主没有成功，否则，我们全家就成为被“专政”的对象了。

      后记：大约六年后，王恒洲以还书（其从我家搬出时拿了我两本书）的名义找到我的单位向我道歉，说他一直心存愧疚——看着眉头紧皱、明显浮肿的老王，我不由生出一丝悲戚。其时，老王全家已在余下镇的新五庄落户，我俩相距不远，我还专程去看望过两回。

笑对人生21

1949---1976，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苦难的国人，战天斗地斗人。

观沧海

成分压死人。我家也是中农，我哥因此上不了高中！

君子好逑

好文笔，点赞！

靳应禄

谢谢各位老师关注，唯成分论确实埋没了不少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