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马营村支部书记的逸事

戴永智 · 发表于 2012-8-20 08:13:27

                                                         我任马营村支部书记的逸事
逸事又称轶事，是指世人不大知道的关于某人的事迹，多指不见于正史记载的趣事。根据回忆，我把七十年代担任马营村支部书记期间几段鲜为人知的趣事写出来供大家品评。
                                                                  一.工资净赚八亩地
1976年涝河改道竣工以后，我们马营村有少部分土地划到涝河之北，老河道腾出的土地并归马营村；划到涝河之北的土地按当时公社规定应归属杨家滩村，但因新挖河道之土堆积如山，埋没了马营村和祁南村在河北边土地的界限；为此涝店公社的杨家滩村和渭丰公社的祁南村发生界畔纠纷。涝店公社和渭丰公社领导商量决定，由马营村干部出面指明界畔调解平息纠纷。时值寒冬，天气特冷，我和王志聪出面为他们两家调解。当时我想，这么冷的天谁给我们发工资呢？突然想到在我村的土地范围中，眉坞岭处还有杨家滩村四亩插花地，村东南方向也有祁南村四亩插花地，按政策这八亩地都要向他们兑付。想到这里，我灵机一动，先见祁南村书记王抗美，便对他讲，我今天划界畔时，让你们占些便宜，而我村应该给你们兑换的四亩地就免了吧！王抗美满口答应。尔后，我又见到杨家滩书记李唯一，又对他说，让他们占些便宜，应给他们兑付的四亩地也就免了，李书记同样满口答应。然后我把两家叫在一起，装模作样地勘察了地形，划定了界线。王书记和李书记都心中有数非常满意地接受我所划定的界线。其实，我所划界线是公正的，他们俩家谁都没有占便宜，只是我为马营村从中获得了八亩地，也算我当日划界解纷的报酬工资吧！
                                                                  二、两条腿要跑过汽车轮子
      1976年，县委苏书记在涝店余姚村驻队，其他村自然眼红，“争肥争水，还不如争个常委”。苏书记给余姚村十个生产队每队批购一辆手扶拖拉机，机上都带有简易的小割麦机。那年夏收时，公社安排马营和余姚村对手赛，比谁家小麦收完早。面对余姚村的机械化，我在广播上号召：“男女老少齐动员，早起晚归割围镰，要用我们的两条腿跑过余姚村的汽车轮子”。虽然比赛结果不相上下，但苏书记还是批评了我，指出我所说两条腿跑过汽车轮子不妥，把对手比成“国军”。因那时期电影常演《南征北战》，影片中解放军司令员号召战士，要用两条腿跑过国民党军队的汽车轮子。
                                                                  三、实事求是得大利
1976年秋，苏书记在指标外给余姚村特批了二十吨化肥；我通过老同学，时任县委机要秘书的来辉武也“走后门”买了二十吨平价化肥。那年秋季，我村庄稼和余姚村长势一样良好。秋收后，为报丰收产量，公社规定按分给社员的湿玉米棒每斤折六两计算产量。为了真实，我让支委戴振财负责把二十斤湿玉米棒剥成颗粒炕干求出比例，结果是每斤湿玉米棒只能折合五两半。我村按此比例计算上报产量，结果和余姚村总产量有很大差距，人家受到表扬，我们遭到批评。可是，那年秋季上级増加了公购粮征收数额，公社按各村上报产量摊派所增加的购粮任务，因此，余姚村比马营多交近十万斤购粮。按往常基数，马营的公购粮应比余姚多十万斤任务，那年反而少十万斤。十万斤粮食对当时吃粮紧缺的社员来说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四、老母告儿又疼儿
      马营村二组有个村民叫王老六，为人诚实，勤劳善良，其妻胡氏，贤惠厚道。可他八十岁的老母常到办公室反映儿子和媳妇不孝顺。我通过了解，群众反映她儿子和媳妇都很不错。我给老人讲道理，可她耳聋听不见。没有办法，我利用她眼睛亮能看见的条件，事先和她儿子商量好，在吃早饭时，我带着两个民兵扛着枪、提着绳，进门拉住王老六就绑，他老母见状急忙跪着求情：“甭拉娃、甭拉娃，娃好着呢，怪我！”我假装批评老六几句她也听不见，然后背过身偷笑着出了门，从此后老人再也不来办公室告状了。
                                                                        五、给他破例划庄基
   我村一组村民王志新，性格耿直，好打不平，因和副书记有矛盾我批评过他，故对我心怀不满，经常在背后骂我，我未理睬。他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七口人按规定已有三间大房不能再划庄基，可他遇到了难题。大儿子订婚时，女方提出另划两间庄基盖房，这件事我听到过。有天晚上，王志新找到我家，进门就说：“永智，哥有事寻你来了。”未等他说完我就说：“我知道，你是为给娃要庄基吧？我绝对不因为你骂了我就不给你划庄基，你写申请明天大队就报公社。”他面对我的表态心里非常感激。但公社按政策不批准，我又出面找公社唐凌震书记，说明这是一位持不同意见的对立面人物，他有特殊困难应当照顾。唐书记同意了我的意见，破例给王志新批准了两间庄基。我辞村书记之职当教师后，王志新还经常让他儿子帮我干农活。

                                                                     六、三口人为何能划四间庄基地？
         在农村划庄基盖房是村民的头等大事，按当时公社政策规定，达到六口人才能划三间庄基。有位社员家有六口人，他看上靠路的四间空庄基，故申请要在这里给他划三间，其目的剩余一间自然顺理成章地也归他使用了。我权衡后没有同意，反而把这四间庄基划给了只有三口人的一户社员，为此事那位申请要占四间空庄基的社员，把我告到当时的公社书记唐凌震那里，唐书记专门把我叫到公社问及此事，我未予正面回答，抢先反问唐书记：“一个女人两个儿，大儿二十六岁，复员军人，要订媳妇结婚，该不该划两间庄基？”唐书记回答：“应该，”我又问：“家里剩下他母亲和次子，次子也已二十二岁该不该再划两间庄基？”唐书记又回答：“应该，”我说：“那好，两间加两间正好是四间，这就是给三口人划四间庄基的原因。”唐书记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那你做得对，我理解错了”。这就是三口人为何能划四间庄基的真实背景。
                                                                        七、生产队长多记工分
   我村有位青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他很有头脑，可他和对我有意见的几个人会集在一起，晚上偷偷地给我贴了大字报，列举了我的十条“罪状”。被查出后，我召开群众大会，通过双方辩论的方式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在他们公开承认错误后即算了结。过后不长时间，这位青年寻找我请求安排他当生产队长，我接受了他的请求安排他当了生产队长。他有思想，有文化，工作干得很出色，样样工作走在前面。可是本队有些反对他的人，知道他给我贴过大字报与我之间曾有矛盾，便不断向我反映这个青年队长的有关问题，我开始未予理睬。有一次，有两个社员同来向我反映这位队长多记了几天工分，要求我查处。我内心认为，一个生产队长只要能领导好一个队的工作，多记点工分不算大问题。而如何解决所反映的问题呢？我叫来那位队长问他是否多记工分，他坚定地回答：“没有，”我说：“如果多记抹掉算了，今后不要发生，如真的没有多记，我将采取办法教育反映问题的人。”队长仍然回答：“绝对没有。”为了教育那两个反映人，我利用早饭后上工前的时间，临时召开那个队的社员会，说明队长多记工分是不对的，干部要以身作则不能多吃多占，这个问题要认真查处。然后我指定那两个反映问题的社员负责检查、落实，当然我心中有底。中午饭时，那两个反映问题的人向我汇报，说队长没有多记工分。我批评了他们捕风捉影的做法，要求他们支持队长的工作，他俩点头称是。下午上工前，我让那两个反映人在社员会上公布检查结果，他们面红耳赤地说：“通过检查，队长没有多记工分，是有些人误会了。”我在会上强调大家要支持队长的工作，特别指出，我不会因为他给我贴过大字报就不支持他的工作，我还要支持他、保护他。从此后，再也没人反映这个队长有什么问题了。
                                                            八、地主娃偷油打队长
七十年代，农村电网经常停电，每遇干旱水泵因停电不能抽水浇地，秋庄稼因干旱缺水，玉米叶子发蓝成卷。因此，公社要求每个生产队购买一台六匹马力的柴油机，带动水泵抽水抗旱。第三生产队有家庭出身地主成分的弟兄俩，队长安排他俩晚上用柴油机带动的水泵浇地，他们刚加满了柴油时，天降大雨便转身回家。第二天早晨，队长检查时发现油箱里的柴油没有了，便去质问这弟兄俩，三言两语发生撕拉，队长便称地主娃打了他，回家躺在炕上让其妻向我告状。我叫来那两个地主出身的青年问其原委，他俩肯定地回答：“没有偷油”。面对此情，我和他俩一起冒雨到现场查看，原来是当柴油加满时，油箱侧面的玻璃指示管不会显示油的高度，就好像油用完了一样。我又来到队长家中，把实情告诉了他，他没言语。我为了解决矛盾，又让那两个青年带上大队的赤脚医生到队长家为他看病，面对此情，队长立刻从炕上坐起来，客气地说：“叔没有病，误会、误会！”我用调查落实的事实，迂迴化解的方法，解决了他们之间的矛盾纠纷。
                                                               九、吃小亏保住五十亩土地
      1976年，涝河改道工程竣工以后，河南岸腾出的老河道土地，按公社规定，先扣除新河道所占我村土地外，剩余要平调为公社集体所有。这样算来在我村土地范围内，将有六十亩土地要被平调。如何能保住这片土地不被平调呢?刚好，来丈量计算应平调土地亩数的干部是一位熟人，我知道他家庭盖房需要木材，便让他在马营大队农场挑选了十棵能做檩条的大树，并按木材公司的指标价格降低收费。那时的干部不象现在，占点小便宜便感到很满足。他为了表示相信我，并未到现场丈量，而是在办公室由我用纸画图，说明新河道占我村多少土地，其实我多报了我村有五十亩土地被新河道占用，应当从老河道所腾出的六十亩土地面积中扣除。按此方案，我村只被平调十亩地。由于暗中抵制了上级的“平调”，从而为我村保住了五十亩土地。这些靠新涝河堤保住的土地，在我村内部调整时，分别由二、九、十、六、七、八组各分一小块耕种。
                                                               十、涝河拐弯背后的故事
      1976年，县委号召治理涝河，新规划的河道，沿南北四号路直下到东西二号路再向东北方向拐弯。这样我村将有一千多亩土地隔在河西。为了能使涝河新河道直线向西并向北改道偏移，我们党支部寻找县委苏书记建议了涝河改道方案和理由，得到了苏书记的同意。但当苏书记派水电局人员测量新河道线路时，却出现了一点麻烦。我们党支部的良苦用心，一般社员并不知情，根本不知道我们在极力“巴结”测量人员。
   第一天，当测量人员所乘卡车从四号路经过时，砸开了十队横穿四号路的抗旱水渠，十队一位姓闫的社员用西瓜皮砸向汽车玻璃，测量人员寻找我告状，我叫来姓闫的社员，当着人家的面批评了他，并不断地向测量人员赔礼道歉，上午安排测量人员吃了一顿油泼软面，平息了此事。
   第二天，当测量人员通过三队西瓜地测量时，蹋掉了几个西瓜，看瓜的是刚复员的军人郑公安，他认死理，扣留了测量人员的测量仪器，并将仪器锁进保管室。我又带测量人员寻找郑公安要测量仪器，而郑公安坚决不给，我打了公安两耳光后他才勉强给了仪器，就这样给县上测量人员圆了脸，让他们下了台阶。当天晚上，我到郑公安家向他说明原委表示道歉，第二天又让郑公安专门给住在大队农场的测量队送两蛇皮袋西瓜，算是他本人的赔礼道歉，也解决“那点麻烦”。
                                                         十一、咋能让他娶上老婆
   我村十一队有位复员军人，当年因家贫四十多岁还没有老婆。我当书记时，他为了老有所养，托人给他介绍了一位老伴，可这位老伴要带两个儿子一起出嫁，还要求把三口人的户口从山里迁来。他找我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该队有此类问题的先例，认为他的问题也应该解决。但是在他们生产队里，两派意见分歧大很难处理，怎么办？我让他开群众会讨论时，必须把他的族内人和关系好的社员都通知到会，目的是让不同意见的人面对面不好发表反对意见。开会时，我讲了这位复员军人需要有老婆的理由，要让他老有所养；同时也强调必须通过民主议定，大家同意后才能办理。之后我宣布：“不同意的请举手”。我内心知道：在农村，凡是遇到这种事情，“同意”或 “不同意”的人都不会举手，为了办成此事，所以我让不同意的人举手，在没有人举手的情况下，我立即宣布：“通过，可以办理,散会！”会后有意见的几个人找我说：“我们不同意！”我问：“那为什么刚才不举手表示？”他们说：“乡里乡党，人在当面怎么好意思，”我说：“你们当场放弃了权利，现在提意见跟不上了。”我又反复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这件事总算办成了。但不知这老婆从山里带来的两个的儿子，现在能否象复员军人当年所期望的那样，对他养老孝顺呢?
                                                         十二、庄基是否一样长
我村原分东堡、西堡、南巷、北五条巷，西关和小东巷，庄基地有东西方向也有南北方向，且各户长短不一。在1975年，党支部研究，所有东西庄基都规划变成南北庄基，全村南北三条街道，东西七条街道，所有村民庄基地长度为九丈长。但实际上，因当时街道限制，新规划庄基各排长度仍有差异。许多社员暗地议论，我当书记给和我同排的社员户所划庄基比其他排的庄基长，但当时没人在我当面提意见。对此问题，五、六、七、八队的社员议论最多。为此，八队队长李寿伯和五队队长郑克生，晚间偷偷地用尺子丈量我所住房的庄基，又量了其他几排社员户的庄基，结果，我居住这一排的庄基地还比其他排庄基短近一米。他俩用客观事实向有议论的群众做了说明，平息了议论。这件暗中丈量庄基的事，他俩后来才对我讲明，我听后无奈地付之一笑。
                                                            十三、“新发路”名称的来历
      户县园田化划大方前，我们马营村村南土地是南北走向，而村北土地基本是东北西南走向，因此，通向村北田地的主要生产路是从东南向西北方向形成，故称为“斜道”。
园田化划大方后，马营村北的土地全部变成端南正北走向，“斜道”被新开路所代替，从马营村穿过的有一条南北生产路，由于当时村内房屋未拆除，此路南北还不通，北段只通到村民王新发门前。当时全村干部集体检查生产需在这里集合，而新修之路尚无名称，因此我只得在广播通知，请大家在王新发门前那条路口集合，以后这条路就叫“新发路”吧！
现在此路南北早已贯通，王新发也在二十年前拆除了挡路房屋离开原地另盖了新房，而“新发路”的名称将永远流传下去。这就是马营村北“新发路”名称的来历。
                                                            十四、坚持“与人为善”
      我村有位在咸阳公路段工作的干部，他为人和善，对待乡亲平易近人，常以善举助人。在单位工作认真，成绩显著，受到领导赏识，经几次提拔他当上公路管理站站长。
在自然界看到的现象是“木秀于林，风必吹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引伸到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形高于众，人必诽之”的普遍心理状态。
         这位干部因升职快而遭受到有些人嫉妒和诽议，便暗中调查他的问题，难免也做些捏造事实进行诬陷的勾当。不长时间因有人实名公开反映，故这位干部被停职隔离审查，最后被认定“贪污”公款3000元。上级领导虽然不太相信但也无法，只好决定撤掉他的职务并勒令退还“赃款”。他没有贪污拿什么退？在残余造反派的威逼下，单位领导来我村落实调查他家财产及其为人关系状况，我作为支部书记，如实作了介绍并请求对其从宽处理。在以房产折抵退还“赃款”时，我叫来本村几位木匠，并提前作了交待房价要评高，结果被没收的一间土木结构房评估了2000元，用来折抵了大部分应退的“赃款”。这间被没收的房子无法搬走，故该单位领导又决定交由我村代管，特别叮嘱不要在房里安电磨子。我表面接收了这间房子，但大队并未安排使用，仍然让他们一家老小继续居住着。
   然而，造反派并未就此罢休，要求在我村召开群众会批判那位干部；对此，我坚决拒绝，明确表示不同意在我村开会。他们只得把会址移到大王镇公路站，但要求我村派十名代表参加，我答应了但却打了折扣，仅派这位干部的两个叔父作为代表参加，以示亲近人的关心，同时也作为村代表应付了这项差事。时隔两年，这位干部问题澄清了，他根本没有贪污的事实，都是个别人强加在他身上莫须有的罪名。他非常感谢我在他有难时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相信他、保护他。我当时这样想，即使他真的有问题，作为家乡人的村干部，也要设法保护他，这是我一贯奉行的“与人为善”的做事原则，也是亲情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