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民：祝英台原来是遵守婚姻法的正面形象

杨东峰

中国法制史与智慧

□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王立民

        我长期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与研究。今年4月有机会到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去与法官们交流。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就讲了一个中国法制史与智慧的问题，意思是学习、掌握了中国法制史的知识以后，可以用其来认识、理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的司法现象，并得到更深刻的体会。中国法制史知识变成了观察、分析问题的智慧了。我主要讲了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用中国法制史知识来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中都有中国古代法制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与当时的文本规定基本一致，因此掌握了中国法制史知识便可更加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内容。比如，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戏剧中，尽管他们已经感情很深，但是最终祝英台还是放弃，不与梁山伯成婚，主要原因在于法律。

       首先，根据中国古代的法律规定，子女的婚姻由家长决定，即“父母之命”。在祝英台就读期间，她的父母已经接受了马家的聘礼，即已把她嫁给了马家，尽管她不知道，但这个婚姻是有效的婚姻，祝英台无法抗拒。

       其次，根据中国古代的法律规定，纳征（纳币）是结婚的决定性程序。中国的结婚程序为“六礼”，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的纳征是指男方把聘财送到女方、女方接受聘财的程序。这一程序走完，实际上婚姻就告成。否则，即是一种悔婚行为。

       最后，根据中国古代的法律规定，女方悔婚是犯罪行为，要受到惩处。为了保证婚姻的严肃性，中国古代的法律要惩处女方的悔婚行为，用刑为杖刑，唐朝规定为杖60。男方悔婚要承担相应的悔婚责任，即送出的聘财不得收回。祝英台被塑造为一个正面形象，不是反逆角色，不会悔婚，故只能与梁山伯分手，最后上了马家的轿子。掌握了这些中国法制史知识再来看梁祝剧就会有新的体会了。

       第二方面，用中国法制史知识来辨别用现代科技表现的传统文化。

        为了便于大家接受和提高兴趣，中国的艺术家们往往会用现代科技来表现传统文化。可是，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反映出的传统文化常常会“失真”，即与古代社会情况不符，包括与古代法制不一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里动态的大型清明上河图即是如此。

        原作清明上河图描述的是北宋时汴京城（今河南开封）白天的繁荣景象。这幅展现在大屏幕上动态的大型清明上河图经过现代科技的加工，不仅白天居民的行走、劳作等动作都栩栩如生、活龙活现，而且在晚上还灯火辉煌，一派热闹景象，展示了丰富的夜生活。这就与中国古代的法律不吻合了。

       中国古代法律有宵禁的规定，违反这一规定被称为“犯夜”。“犯夜”的人就构成犯罪，被处以刑罚，打20大板，即“笞二十”。只有出现以下情况时才可以例外，在宵禁后出行，不属于“犯夜”，这些情况是：有紧急公务、私家有丧亡和生病的情况等。另外，如果守卫人员渎职，应放行而不放行、不应放行而放行的，也会构成犯罪，要被“笞三十”。北宋时制定的《宋刑统》对这些均有规定。

       可见，清明上河图的繁华景象只会出现在白天，不可能展现在晚上。中国馆中大屏幕上的清明上河图被夸张了。不过，如果仅仅作为一种娱乐，一种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展现，让参观者高兴一番，增加一点生活的情趣，也未尝不可。

      第三方面，用中国法制史知识来理解当前的一些与司法有关的现象。

       中国在2007年把死刑的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曾错判过一些死刑案件，佘祥林、赵作海等案都是如此。尽管当时在审理这些案件时也发现证据有问题，可还是作出了死缓的判决。这与中国古代有罪推定原则的影响不无关系。中国古代在刑事审判中，长期推行有罪推定原则，那时确定的“疑罪”就是这一原则的直接体现。

       中国的唐朝等一些朝代在法典中都规定有“疑罪”，其内容主要是以下一些方面。首先，适用疑罪的情况。这种情况包括：确定有罪与无罪的证据数量相等；认定有罪与无罪的理由相当；案情疑似，但无旁人见证；虽有旁人见证，但事情的本身不可能被怀疑有其事实等。

       其次，适用疑罪的程序。在审判过程中，允许司法官对有疑的案件发表不同意见，但总数不能超过三种。这主要是为了避免人多，意见过于分散，不利于集中局面的产生。“疑狱，讼官执见不同者，得为异议，议不得过三。”

        最后，规定了疑罪的用刑。对犯有疑罪者，仍需用刑，适用的是赎刑。“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这一用刑的规定说明：疑罪也是一个罪名，不是无罪；对犯有疑罪者可以宽大用刑，不用五刑，以赎刑取代；赎刑的数额就依其所疑的罪名来确定。

       中国古代规定疑罪的核心，是对那些没有充分证据、无法认定其具体罪名的刑事被告人，也要适用罪名和刑罚，只是在处理上酌情放宽。其背后的原则就是有罪推定。今天，中国正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走现代法治的道路，要实现司法公正，但传统法制及其背后的有罪推定原则还在隐隐作祟，应当加以警惕。

        那天，我讲了这三个问题以后，许多法官都很感兴趣，也表示有同感，我很欣慰。看来，中国法制史知识能给法官以智慧，也利于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

     人民法院报  2011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