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笔记）一次特别任务

靳应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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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特别任务

           通讯员来通知我神秘兮兮地说政治处主任找我谈话。我不觉一怔：政治处与我隔位下加八，怎么能找我？若是提干，由他们谈话没错，但也不能由主任亲自谈，再说我尚不是党员，自然无此可能；从职务讲应当是派我去执行什么采购任务倒有可能，但也不该由政治处管呀！是不是传错了？但通讯员非常肯定地说不会有错。

           果然是派我到北京出差，任务是买挂面。这本是后勤工作，政治处为什么要过问？听罢主任一席话，我才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责任大着呢！如主任所说算得上是一次政治任务。

            当时我部所驻地区商品粮的供应标准粗粮占九成。为了给随军家属们改善伙食，部队首长决定到北京买挂面。派谁去呢？认为我比较合适，一来我是休养灶上司，可以名正言顺去采购；二来我在二连时曾想方设法买到过两条大鱼，被认为有那么一股劲儿——主任的原话如此。主任亲自找我谈话，说明了任务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因为事关粮食政策，稍有不慎会认为我们是套购，是违犯政策，那样的话，会“吃不了兜着走”。主任再三给我交代要尽力去办，但不能犯政策。没了还是强调要千方百计买到挂面，要不然去北京干什么？换一种方式讲，那就是说没买到算你没完成任务，若违犯了政策受批评乃至受处分当然是你——领导给你交代的清清楚楚。说实话，我的思想当时不无压力。但我别无选择，我明白自己的身份，战士么，只能前进！打仗有危险，能不冲锋？

             我在卫生科开了介绍信，说部队在国防建设中如何辛苦，需加强营养，请求照顾云云。当时北京的政策是买挂面凭面票，居民凭粮本每人每个月只发五斤面票，而我们一次欲买五百斤——这是主任给我下达的任务，绝对是特殊化。

           我心里一点谱没有，又是第一次到北京，别说目标，连方向也弄不清。按常规，得找粮油门市部——那时是计划经济，任何地区都会设门市的。步行寻找太慢，我干脆乘上电车，瞅见牌子就下车。还不错，事半功倍，很快就找到了位于西四的一个门市部。

           当我递上介绍信讲明来意时，开票的师傅非常客气地说他们理应照顾子弟兵，但是没办法，因为他们是凭面票按计划供应，否则要犯错误的—— 这话我完全理解，当时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不能勉为其难。我说了声谢谢已转身正准备离去，其却有点意犹未尽叫住我说要不你找有关部门批一下，那样就符合政策了。我问到那里去批？找他们的上级行不？他沉思了一阵说他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以前是公安局把关，现在公、检、法被砸烂了……要不，到军管会去试试看。我循着话问军管会在那儿？没等回答，旁边一位小姑娘说她知道，领我去。我自然喜出望外了。

           军管会值班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俗话讲，人不亲行亲，但他听了我的介绍后不置可否，反问我军管会有这么大的权力吗？说如果他们盖个章就行那有什么问题！为了稳妥，他又给西四门市部拨了个电话，放下电话就“啪”地一声盖了章。

          向西四粮油门市部折返的路上，李白“难于上青天”的吟唱、郭沫若“易于翻掌”的诗句油然浮上我的脑际。想起出发前领导的再三叮嘱……现在已稳操胜券。我得意了，心醉了：难哉乎？不难也。又自我解嘲：这不是孔乙己的腔调么？管它三七二十一，我毕竟不虚此行——作为军人，有什么比完成任务更高兴的呢？

          接过军管会审批后的介绍信，门市部那位师傅异常兴奋。那个年代，以给子弟兵服务为荣嘛——他显然是这个门市的负责人，考虑问题很全面，说他们门市每天供应量也就四、五百斤，一次性给我们不现实，一天挤出百八十斤问题不大，让我候几天，在北京好好玩玩……其完全是自问自答，不待我回答又改变说要不干脆直接到挂面厂去提货得了，又说先给挂面厂联系一下再说，说的同时已拿起了电话，三言五语就说妥了。

         既然在生产厂家提货，我的“野心”就大了：何不多拉些？当初定500斤是怕违犯政策，现在合乎政策了，何乐而不为？

         在挂面厂，比我想象的还要理想，接待我的是两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说他们（指另一派）不干我们干，这就叫“抓革命，促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亲人解放军。他俩压根儿就没问我要多少货，当即就安排一条生产线干一个夜班。我不懂，试探着问一个班能生产多少？何时可以干完？回曰五六千斤，流水作业，当班就可烘干，并说我能要完更好，要不完他们就把剩下的送到门市部。

         是夜，我电话向政治处主任汇报并要车，主任听了很是高兴问要求车几点到——部队作风决不拖泥带水，只定时间，不讲条件，我当时只计划我第二天争取赶回去以此来定时间便要求上午九点到，害得司机夜半时分就发动车，后来司机朝我说，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车到了挂面厂我才想到包装？幸亏挂面厂有周转箱，装了满满一嘎斯车，2160斤，这时我才想起怎么没让家里再捎些钱和粮票来。再一想，全国通用粮票几乎全在我们卫生队，钥匙在我身上呢——索性都赊帐吧。挂面厂的领导只回应了两个字：好说。我说写个欠条吧，他们都摇手表示免了，临别还列队欢送呢。

        挂面厂职工的热情让人难以忘怀，相反，我那天只顾高兴了却有些失态，竟然连几句感谢的话也没想起说——真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