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爱生气

快乐就好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古训的意思是粮仓充足才能知道礼仪，丰衣足食才会知晓荣誉和耻辱。但伴随着腰包和肚皮的越来越鼓，中国人的火气却越来越旺。
从物质匮乏到公共品匮乏，中国人一直都很急中国人之所以变得这么急，与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物质匮乏，供求严重失衡有很大关系。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人们才不得赶早不赶晚，跑快不跑慢，凡事都表现出急匆匆的样子。就是现在，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依然存在资源不足，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在这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前，中国人着急的毛病短期内难以改掉。
而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在物质上中国人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后公共品的匮乏仍然使中国人争先恐后的心态得以延续。媒体人许文广曾写过这样一条微博：从新加坡到民丹岛要坐55分钟快轮。乘客八成以上是大陆来的同胞。闸门一开，大家争抢着涌向甲板。我听到裹挟在人群中两位老外的声音：“这船难道不会等我们吗？”“不是人人都有座位吗？”被后面的乘客推着向前冲的我，苦涩地回味着这两个问题：手里握着船票的争先恐后的我们，到底怕错过什么呢？


安全感缺失，对周围一切都充满警惕甚至仇恨为何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能点燃很多人的怒火？原因在于对自身利益的过度维护。其实，在这种“寸土不让”的利益坚守中，可能出于缺乏安全感，也可能是在争取和获得自身利益中的经验积累。这应该属于一个极端功利社会的必然产物。人们在这些突发的暴力事件后感叹“退一步海阔天空”，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开的心结。但这类事件已经从贫困潦倒的弱势群体发展到相对优裕的中产阶层，已逞弥漫之势，难道还不值得引起社会的警惕？
很多人都带着一种“受害者”的怨气。似乎每个人都觉得很委屈，都是弱势群体。医生觉得被病人妖魔化，病人觉得被医生宰；富人觉得被穷人仇视，穷人觉得被富人剥夺；官员觉得被舆论盯着很弱势……这样的受害者情绪，使他们在现实中一遇到冲突，就很容易把对方想象成潜在的对手。当双方都带着这种莫名的怨气互相拱火时，冲突必然会升级。


经济的高速发展又给社会带来浮躁的情绪气由心生，中国人的心绪太浮躁——不是某个人、某个群体一时一地的浮躁，而是集体无意识的浮躁。用香港文人梁文道的话说：“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
人们急于表达，渴望成功，甚至无法忍受成功的过程来得过慢，一切都要趁早，出名、赚钱、晋升、买房子……置身这样喧嚣而聒噪的环境，人们不想倾听，或者说来不及倾听，更别说把某些东西进行沉淀；如此，人们当然也受不了委屈，不愿意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无需举别的例证，走在大街上，当你和汽车“狭路相逢”，有几个司机会让你先通过？而反过来，当你开车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愿意去让行人。浮躁原来就是这样可以相互传染的。


法治缺失、规则意识淡漠造成社会普遍不讲理更让人惊讶的是，在中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开始生气了。一次游行中，韩德强教授遇到了反对游行口号的老人。教授很生气，就抡起手扇了老人一耳光。为什么对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生气呢？是不再有倾听的耐心，不再有对不同思想的容忍度，不能再体会到思想碰撞的乐趣，还是觉得，扇一记耳光比从逻辑上说服对方更容易？
社会为公民提供了在权益受到损害时进行申诉的渠道。社会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在于保障个体的安全，帮助公民更有效率地解决问题。人们建立一个社会，也需要付代价，花费成本。遇到问题时，却不依赖辛苦建设的法治系统，而运用原始的以暴制暴方式，是不是太不划算？究其原因，恐怕是制度的保障和执行还不严密，人们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并且，人们求助于正规途径没有直接“生气”这么省事儿。


9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当众掌掴一名老者，只因老者言行“污蔑开国领袖”……难道扇一记耳光比从逻辑上说服对方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