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佳：齐太史的独立人格

杨东峰

齐太史的独立人格

藏佳   检察日报20110826

每读文天祥正气歌，总要被其中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所感动。战士马革裹尸，战死沙场，是情理中事，可是一介文人，又只是个书记官，就因为直书事实而不惜掉脑袋，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在齐太史简”说的是齐国大夫崔杼把国君杀了，于是太史就在史书上直书“崔杼弑其君”，崔一气之下把他给杀了，可是他的弟弟还是这样写，崔又把他的弟弟杀了，可是弟弟的弟弟还是这样写，一直到第三个弟弟，还是这样写，大有子子孙孙无穷匮的架势，搞得崔杼也没有办法了，只好随他们这样写下去。

    故事真的很感人。特别是那四个齐太史，一个比一个更耿直，一个比一个更悲壮。一个比一个更高大。如果说第一个太史是在为职业责任冒风险，那么第二个第三个则是在用生命为职业准则作抗争，到了第四个干脆就是在用死去维护职业道德和尊严了。

    那时的史官，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点像今天的法官，不但不应受权力的约束，反而还应对权力实行必要的监督，而秉笔直书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基本职业要求。正像今天的司法终究离不开权力的影响一样，这种独立行使职责的行为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难，即使从职业责任出发，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可是这几个史官却偏偏都不这样做，而是完全按照事件自身的因果规律和逻辑关系去写，这也正是太史们的人格魅力之所在，要不然也就不会留下“在齐太史简”这样的句子了。设想齐太史中如果有一个屈服于权力，那么在史册上还会是“崔杼弑其君”这样的字眼吗。

    以秉笔直书而彪炳史册，是千古佳话，也是千古悲哀。此事讴歌的是太史们的职业道德和人格的魅力，反衬的则是人性的丑恶，权力的畸变，人们对权力的畏惧盲从以及对于专制的仇恨。直到今天，人们仍在呼唤着现代太史们的出现，也仍在痛恨着现代崔杼们的可恶。试想，那些与太史们有着同等职业特性的人们，如果都能像太史们那样，秉笔直书，秉公办事，还会有那么多让人们深恶痛绝的事发生吗?在领导们慷慨激昂的批示后面，是否也能反映出执法部门的有法不依和权力机关的以权干法?有了权力的干预，也就必然会有法律的不能自已，当权力的影响无处不在的时候，法律的尊严也就只能是遮羞的兜裆布了。法律掌握在人的手里，而人又掌握在权力的手里，就是再多的齐太史，怕也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机制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只有理顺了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才能走出权大于法的怪圈，但是这一步又实在太难了，因为权力一旦至高无上无所不能，就再没人肯轻易放弃。但即使有了这种独立执法的机制，就一定能秉公办事了吗，也不一定。因为不仅权力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法律的公正也永远不会不受政治和情感的影响，所以，法律的独立最终还是得取决于人格的独立，尊严的独立。有了这种独立的尊严和人格，才会有独立的职权，才会把职业责任职业道德看得高于一切，如果失去了这种尊严和人格，一切都控制在权力的手中，别说要杀他，就是给他点眼色，都得像夹尾巴狗似的满地打转。而有了像齐太史这样的尊严，别说崔杼之流，就是贵如唐太宗，见了魏征，不也得把手里正在玩的鸟攥在手心闷死在袖子里吗。

    学学齐太史的精神，培养一点齐太史的人格，树立点齐太史的尊严，对于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行使权力的人们来说，真的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