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各级机关低调种菜 转帖

游艺者

转帖震惊！各级机关低调种菜确保供应安全的绿色食品，特供农产品基地应运而生。

那个叫“海关大棚”的地方

两米多高的围墙和铁栅栏环绕四周，五名保安把守……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提醒，很难找到这个名叫 “海关大棚”的地方，更难以知道这是一个专供北京海关的蔬菜基地。“海关大棚”全称是“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占地两百余亩，其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王家场。

知情人士透露，基地已与北京海关合作十多年，这里出产的瓜菜只供给北京海关。每周一、三、五早上北京海关的厢式货车来基地拉菜，一次拉过去的蔬菜最少也有数千斤。“海关大棚”只是众多政府特供食品基地中的一例，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顺义有特供蔬菜基地的不仅是北京海关。而全国各省级政府的一些部门都有特供食品基地。

“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戒备森严。 （南方周末记者 吕宗恕/图）

这些特供食品堪称真正的绿色食品，其首要强调“安全”。2011年5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进入到戒备森严的“海关大棚”。

从“海关大棚”大门口进入，绕过花坛，可以看到一座外观酷似别墅的接待大厅。透过落地玻璃大窗，近处是一口鱼塘，远处绿色满目，果园里桃树、梨树已经挂果。

基地里六十四座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每座大棚入口处其实就是一间工人房，里面有简易床铺和凳子。墙上挂着一张“蔬菜生产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的告示板，技术提供方是顺义区种植业服务中心标准化办公室。

东西两组大棚之间各有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沟，中间是一条能通行中型货车的水泥路，供平时运输蔬菜之用。除个别工人来自东北外，其他都是当地村民。通常，一个工人负责照料四座大棚，只要人不在，大棚一定上锁。

业界曾一直流传菜农从来不吃自己种的大棚菜，原因是这些菜是农药灌出来的，化肥催出来的。而在 “海关大棚”，工人们拍着胸脯保证——肯定没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种的，绝对放心！”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海关大棚”的采摘工人随手从瓜藤上摘下一条还挂着花蒂的黄瓜，不用水洗，甚至连毛刺也不用处理，就直接咬了起来。

为了杜绝化学污染，种植所需肥料几乎一色鸡猪牛羊粪有机肥，即使打农药也是生物农药，且格外注重采摘安全期，“未过安全期的，哪怕烂在地里也不会采摘”。“种的都是绿色、无公害的大路菜。”该基地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谓大路菜是指黄瓜、茄子、西红柿、笋瓜、豆角、圆白菜、空心菜、油菜等普遍食用的蔬菜。“我们种什么，他们（北京海关）就要什么。”

特供，不仅在北京

事实上，“海关大棚”只是特供食品一例，特供食品不仅存在于北京，也不仅涉及果蔬。

特供食品存在的一种方式是地方一些部门拥有专门的基地，这些基地收获的所有瓜菜一律进机关食堂。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年前，他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机关食堂吃饭时，同行的人就透露该院在距离西安三十公里外的户县拥有自己专属的机关农场，专人管理，保证所有蔬菜瓜果绝对无毒无害。

相比陕西等地仅种瓜菜之外，广东省某厅下属一培训考试基地的做法更加高超。据知情人士透露，十几年前开始，基地就雇用附近的村民到基地专门种菜、养猪、养鱼、养鸡鸭。

如果没有条件自辟菜地，建立特供基地，要职部门也会尽可能选择可靠的食材提供商。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分布于全国的103家曾入选北京奥运绿色产品提供商后发现，除当年特供奥运之外，部分企业与政府部门至今关系密切。

曾是北京亚运会、奥运会及两会禽蛋提供商的北京留民营新世纪养殖场的孙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北京市委派的专家到场里对水源、饲料和空气检测达标后，他们的产品就开始与北京市政府部门等直接对接，特供中央首长，至今已有十年，饲料及饲养条件都不同一般。而另一家食用菌企业北京绿兴特合作社曾在2008年与市政府机关下属一事业单位有过两三个月的专供合作。

主产鲜鸡蛋的山东临沂市三益禽畜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主管刘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从2004年开始与当地一些政府机关合作，每年供应两三百吨。同是山东，生产咸鸭蛋的微山湖荷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家怀说，他们主要为国务院某局特供鸭蛋，合作已有10年。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汪经理透露，除供市场外，每周还给湖北省委机关食堂送一次鹌鹑蛋，每次几十件，已经送了三四年。

同是湖北，京山轻机集团国宝桥米有限公司生产的桥米部分以团购形式提供给省政府、粮食局、农业厅等政府部门。桥米是湖北京山县独产的大米，质量上佳。

而远在东北的辽宁省丹东市前阳五四农庄主产越光大米，越光米素有“世界米王”的美誉。该农庄负责人姚成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越光大米因口感好，质高量低，深得政府部门信赖，三年前，部分产品特供辽东本地政府及商检、海关部门，且与北京有关部门有过合作。

低调的基地，高调的产品

特供体系由来已久。建国之后，“特供”始自一份报告。中共中央转发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 1960年7月30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供”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羡慕的词语。

2007年，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曾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到的《北京志·商业卷·饮食服务志》电子版第四篇“管理”中有如此记录，对中央各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的采用“特供”，是基于政治考虑，以做到绝对安全、不发生任何事故、体现高质量服务为原则。

与很多特供基地低调运行相反的是，近年很多特供产品正成为特供产品提供商的“卖点”。

2007年8月27日，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发表的一篇题为《副区长王忠海就特供农产品情况进行调研》文章提及，“设施草莓、波龙堡葡萄酒、平汤渫、白灵菇、‘卓辰’排酸牛羊肉、宏利肉鸭、长阳葡萄等一批农产品被国家机关选为特供产品”。南方周末记者从房山区有关部门得到了证实。

也是这个月，“投资北京”网站在一篇题为《八十亩地：北京波尔多》的文章中说，波龙堡葡萄酒当选为2008奥运会候选用酒、政府机关特供酒。

与普通食品不一样，特供食品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勾犇/图）

“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位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是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

巨山农场隶属于首都农业集团，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西邻八大处公园，北倚香山，东望玉泉山。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经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农场生态环境监测，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

一位浸淫特菜生产多年的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政府机关食堂外，一些官员家里吃的蔬菜瓜果也来自顺义区顺沿特菜基地。

据了解，该基地是北京市有机蔬菜种植的典范，不仅国家标准委员会授予该基地“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且国家高层也曾到此视察。

上述人士透露，他们生产的蔬菜每周向外边送一次，一共14个品类，约几十斤，其中有十种大路菜，比如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笋瓜、圆白菜、空心菜、油菜，还有三四种只有在高级西餐厅或酒店里见到的“特菜”，如小樱桃、黄秋葵、宝塔菜花、紫甘蓝。“迄今为止，该基地产品未检出任何问题。” 上述人士说，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农业部调派陕西、山东等其他省份的检测机构到基地交叉检测，而区县农业、质检等部门隔三差五地取样化验，确保不出任何闪失。

另外，基地里所有蔬菜档案跟人口管理一样详细。“何时下种，谁育的苗，哪天定植，谁打的农药，打了多久，采摘安全期是哪天，谁采摘等等，一一记录在案，以备查询。”

南方周末记者所拿到的一份《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企业）年度考核表》显示，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等环节中，“任何一个关键控制点不合格，即取消其特需资格”。

为方便“特供”农产品质量监管，2002年9月，北京市农委增设直接管理“特供”生产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级别相当于正处级。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区县 “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特供产品更是施行淘汰制度。2004年7月5日，北京市农委专门下发《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该办法第八条说，市特需中心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实行动态管理，组织专家每年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进行考核，对连续两次考核未达标单位取消其特需农产品供应资格。

虽然特供产品要求严格，但受访菜农仍希望能被选中。“一旦入选，既是荣誉，也是资本，日后的产品不愁销路。”

来源：【南方周末】


国家机关自建农场雇人种菜成风潮


谁的“私家菜园”？
　　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担忧，一些单位、企业租地种菜形成自供食品基地
　　张丽华
　　网络虚拟菜园令广大网民们乐此不疲，为了更好、更专业地“种菜”，当下甚至兴起了一种新的网络商业模式——花钱雇人“种菜”：没有时间看管“菜园”或不愿早起“偷菜”的网民们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雇用”别人替自己打理“虚拟菜园”。
　　鲜为人知的是，现实版的“雇人种菜”也在各地悄然兴起，真实的土地、真实的“地主”“长工”和新鲜可食的蔬菜，一种新的食品自供、直供、特供模式在特定的人群和组织中产生。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了解到，租一块地，雇上一些农民为本单位、本企业、个人或自发性的组织种植蔬菜、养殖家禽，在国内许多地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忧虑，部分省级机关单位、大型国企、民营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或个人自发组织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
　　这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管理的自供方式，与娱乐和省钱无关，而是以冷冰冰的、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食品安全的深度忧虑。
　　仿佛又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规模化、产业化不再是社会分工的价值取向，社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造成的畸高的交易成本，最终伤害的远不只产业本身。
　　现实版“雇人种菜”
　　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的博客里，一篇“国家机关自建农场”的博文被广泛跟帖和转载。文中提到何教授所到的几个省级国家机关，均有自己的生产基地。
　　去年在西部某省机关食堂吃饭，陪同人员对他说：“我们的饭菜你放心吃，都是绿色食品。我们在农村租了几十亩地，雇农民种植，没有化肥，没有农药。”
　　今年的**，全国**、武汉市文联主席池莉呼吁**管理好食品安全。她同时告诉媒体，自己种菜已经三年了，她的菜园不施化肥，只用榨的豆饼和菜饼做肥料，味道与市场上购买的蔬菜完全不同。
　　本报广泛调查了解到，“自供”蔬菜的除池莉这样的个人、何兵博文里的**机关，还有大型国企、有实力的民企、金融机构以及一些自发的个人组织，这一模式还因口口相传和易于模仿，正在不同省、市、县及不同性质的机构和组织间广泛地复制。
　　中**中部某省级公司已经有这样一个庞大的生产基地，为企业员工们供应副食品。而同处一城的该省电力公司正在效仿，后勤保障部门正在寻找一个足够大的生产基地，为企业员工们供菜。从该电力公司透露出来的消息是，要不惜成本做好这件涉及员工福利的大事。
　　与发达地区相比，中部这个省份是传统的鱼米之乡，工业污染相对较少。而在工业污染更为严重的广州，十年前已经出现了这种模式。在广州的祈福新村，一位企业家将未开发的三期房产用地租了下来，雇人种菜直供一、二期已经入住的居民，这位企业家因此收入颇丰。
　　一些单位或企业的领导和老板，从提高员工福利的角度出发，安排专人管理食品自供事务。广州的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即为员工考虑得特别周到。他们在广州郊区租种的菜地，用的是自己公司采购的种子和化肥，以确保非转基因和较少的工业污染。除了供应员工食堂外，吃不完的菜，员工还可以购买回家。
　　对饮食颇为讲究的广州，从个人到企业再到机关单位都有类似现象。广州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由于老板对食品安全的特别关注，也租地雇人种菜供应本企业员工，节假日甚至将多余的菜作为礼品发给员工。
　　一家华东地区生产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上市公司，也在东北租了大量土地，雇人种菜供员工食用。
　　员工人数不多的单位和企业，在忍受品种供应有限的情况之下做到数量上的自给自足并不太难，有时还略有富余。但一些大机构，由于管理资源有限，“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只能供应领导、招待贵宾。
　　同样的情况在北京和上海亦不少见。上海一家以金融、房地产为主的民营投资企业集团，在苏州开辟了400多亩地，接受部分会员客户的订单，以及供应公司高层日常用餐，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这一福利还没有覆盖到普通员工。
　　在北京的中关村，20多个白领自发组织了购菜联盟，由北京郊区的一名农民负责帮他们种菜。一名联盟成员告诉记者，这样的自发性组织在全国已经有100多个。
　　如果说企业的这一行为显示出企业主对员工健康的关心、个人和自发组织的这一行为是迫于现实的无奈，那么**机关单位也搞副食品自供，就显得有些刺眼。
　　本报记者从陕西省最高人民法院后勤中心处了解到，陕西省高院在离西安50公里的陕西高岭县租了30多亩地，雇了十几名农民帮该单位种菜已经有两年，省高院一名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这个生产基地供应的时令蔬菜目前已经供不应求。
　　而记者了解到，甚至一些省级机关的环保部门亦在其列。一个现象是，无论是个人、自发性组织还是企业、机关单位，都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低调”是他们对待这一行为的共同态度。
　　房地产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商机。一个走南闯北的房地产企业老总还告诉记者，菜地或果园在一些楼盘还成了广受欢迎的促销手段。有些小产权房以管理用房的名义出售，同时搭售一片果园或几亩地，许多人用这个作为度假别墅，雇人打理果园或菜地。
　　北京的一个叫东方太阳城的楼盘，将几十亩地划成一份一份的数百等份，业主在买房时，同时还可以认领一份地，自我打理或雇人打理都可以。
　　食品安全的隐性担忧
　　就像渴了喝水、困了睡觉那样自然，刚刚脱离农业社会不久的中国人，联想到用这种最原始、最质朴的小农生产方式解决新工业时代难题，并不需要花太多脑筋。而且，农村大量闲置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也使得租地雇人种菜或养殖无需大费周折。
　　这些生产基地和农民，有的只提供蔬菜，有的养殖家禽，甚至还能自己做豆腐，但显然有限的土地和劳力不可能涵盖市面上所有的蔬菜、禽蛋品种。
　　双方的关系是松散和原始的。组织、个人与种地的农民和生产基地，大都是组织成员通过朋友、亲戚关系寻找到，并以松散和非契约化的形式确定的租种和雇用关系。
　　无论是雇用期限、菜品质量和服务、监管责任都没有明确的保障。当然，一些大型企业和机关单位，在获得更长期、更稳定和更放心的食品方面更有保障。
　　记者采访和暗访过程中发现，这一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原因在于社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加剧。这其中，既包括社会对食品生产者生产过程和方式的不信任，也包括生产者和终端消费者对流通环节的不信任，以及社会对监管层的不信任。
　　多利农庄董事长张同贵告诉本报记者，他萌生自己搞农庄的想法，缘于看到很多农民种两块地：一块地生产出来的蔬菜用来卖到市场上，一块则供应自家人食用。这样一种做法为人和社会所知，即便两者菜品质量区别不大，也难免对购买者产生一种不良的心理暗示。
　　鸡是45天长大的，猪是五个月长200斤的，菜原本40天一茬，现在25天一茬。化肥、农药残留，没有菜香味……仅凭直观和感性认识，加以常识判断，生产过程的安全就足以令人大打问号。
　　除生产环节外，更多的污染来源于流通环节。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毒豇豆、毒大米、硫磺生姜等，都是在流通环节不法菜贩所为。选择自己种菜或雇人种菜，“从菜园到厨房”，则大大减少了流通环节的人为安全风险和自然质量损耗。
　　一名企业的后勤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市场上的蔬菜从农民菜地到老百姓的厨房，至少要走过五个流通环节，运送、转送过程中，保湿、降温条件差异较大，自然的质量损耗不可避免。更可怕的是，一些无良菜贩，用各种工业添加剂为食品保湿保鲜。
　　中间环节除质量安全不可控以外，利润盘剥也很厉害。以今年春节上海市场上的芹菜为例，农民手中出来的芹菜，3毛一斤，到了菜场，已经变成了3元一斤；蔬菜进超市，也有40%的加价。
　　谁为大众种菜？
　　监管不作为或难以作为，也是令社会用脚投票的原因之一。
　　一名企业自供生产基地的管理者对本报记者说，他曾与一些有机食品农庄联系供货，这些农庄几乎能供应所有市面上的蔬菜品种 ，而他在参观该农庄时却只看到了有限的几种蔬菜品种，“多出来的品种哪里来的？这难免令人心生狐疑。”
　　多利农庄总经理郭海告诉本报记者，有机食品认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有机食品标准均为定性标准，这为认证的度量衡带来难度；二是有机认证的市场化运作，令认证变成了钱证交易。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计国告诉记者，有些企业申请有机食品认证，然后对外出售有机标签，这种方式比较普遍和混乱，也造成了社会对有机食品的不信任。
　　但自供就能真正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吗？
　　郭海告诉记者，生产有机食品，不仅仅是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还需要优质的土壤和水质条件，一般土壤需要三至五年的有机转换期，土壤和水质条件达标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来操作，而这种自供显然缺乏专业化和系统性的措施。
　　何计国认为，除此之外，自供并不能消除一些化学污染。比如按传统的耕种方式，以动物粪便来给蔬菜施肥，很有可能粪便中带有一些比化肥更复杂的成分，如传染病源，如重金属、抗生素等，美国即有此类报道。因此，只有专业的生产基地，通过高温以及分离处理动物粪便中的有害物质，而小规模的自供农场往往是达不到的。
　　复旦大学教授张晖明指出，这种自供现象根源于中国的特供系统与大院经济，一些地方**也想寻找稳定的基地以形成自己的特供系统。
　　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这一现象背离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势。这表示我们这个社会“制度成本很高”。
　　何计国表示，食品安全问题本来就反映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心理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是个人价值评价体系失衡，“钱越多越好，所以大家就比着去弄钱，于是有了食品安全问题”。
　　另外，一些机构搞自供，也是因为他们有钱这么做。“如果我们像加拿大那样，大家剩的钱都不多了”，食品安全和自供问题都能够很大程度上自动消失。
　　但要彻底解决食品安全和监管难题，何计国认为，需要整个社会的系统改造。“单看食品安全问题，特别来气。但看整个社会，建筑、服装等行业都造假泛滥。”
　　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社会里，如果其他行业的质量监管体系没有改善，单单食品安全抓得特别紧，容易使资本流动不平衡，造成食品供应量不足，“就更麻烦了。”

游艺者

从国家机关“低调种菜”看食品安全


　社 论
　　三农直通车综合报道：据《南方周末》报道，包括北京海关在内的不少国家机关在郊外自建蔬菜种植基地，供应各自的机关食堂以及工作人员。这些食品堪称真正的绿色食品，其首要强调的就是“安全”。而其果蔬从生产到采摘的每一个步骤，都规定有严格甚至堪称苛刻的监管要求，并且得到了难能可贵的执行。
　　食品安全问题由来已久，愈发让人不放心的食品监管情势，仅以此次报道中反馈出来的现象亦能得到侧面印证——— 对于当下的食品安全现状，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诸多主体对其的信任指数都普遍不高。抛开此类产品现象的合理性不谈，仅以其操作过程中所得到的“保安全、保质量”的客观结果观之，便可以发现，以往被过度渲染的所谓食品安全的监管之困，看起来并不是完全无法破解的科学难题。
　　在以往频繁出现的食品安全案件中，几乎在发生伊始便被不断提及的，总有监管失控一项，最容易进入公众视线的，是为了牟利不惜祭出各种看家本事的不法商贩，是从培土、育种就开始掺入的各类危险，是不闻不问的权责部门……最终到达公众餐桌的，如何能是一份足以信赖的安全？更遑论被三聚氰胺、瘦肉精、苏丹红等各类陌生的化学用品侵染的食品？不难发现，对食品安全的担心源于对整个监管流程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又加剧着人们的忧虑。值得反思的是，反观国家机关“自种食品”的生产过程，为何呈现出的是另一种完全迥异于寻常的景象？
　　据报道，在此类被冠以各机关瓜果蔬菜生产基地名号的场所，其选址本身经过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的生态环境监测，无论是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该类基地的果蔬种植整个过程完全确保无毒无害，并且杜绝使用非生物农药，甚至连农作物的采摘时间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为保证特供产品质量的持之以恒，采取了诸如不同省市主管部门的独立“交叉检测”，以及所在地农业、质检部门“隔三岔五”的抽检，甚至难能可贵地做到了种植作业的责任到人，连“何时下种、谁育的苗”这样的细节都记录在案，以确保生产环境、过程和质量的高标准严要求。
　　仔细端详被媒体罗列出来的特供产品生产流程，不难发现，大部分貌似严苛的环节和被标榜的高标准，原本应该是任何农作物、食品果蔬在种植和生产过程中均应当遵循的底线要求，尤其是贯穿整个食品生产流程的行政监管，其应当如何操作，采取怎样的举措避免流于形式，以及监管失控之后的严格责任，都是应该必须做到的起码环节。
　　问题在于，两厢比对之后出现的结果，是食品安全的基本监管诉求成了公众遥不可及的奢望，最起码的作为异化成了高标准的要求。不平也罢，慨叹也罢，此一事件起码告诉人们，所谓难于上青天的食品安全难题，并不是那么难以做到。只要将国家机关“自种”产品的生产标准与执行状况，径自推广至公共食品安全的生产与监管领域，以往看似永远无解的难题在瞬间便会迎刃而解。另外也要看到，不少地方兴起了以自种自产为形式的无公害生态种植，一方面反映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忧虑，但也不失为一种健康的产业链条试水。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追求无法阻挡，从政府部门的“针对性供应”到公民个体的单打独斗，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如何培育和倡导一种更大范围的生态种植和更严格的监管流程？
　　要尽快从“让一部分人的食品先安全起来”中记取信心，扩展成为全民的基础福祉。日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天津考察期间也表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光国字号部委就有九个来联合为食品安全问题担责，最终却还是让分管领导“抱愧民众”，这样的窘境不能一再上演，而且此次国家机关“低调种菜”的新闻也给予了公众稍微的一点信心：看来是可以做好的，也应当一定能够做好。

梵之滇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