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张居正
本帖最后由 戴永智 于 2011-10-28 21:44 编辑我所认识的张居正
戴永智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是古训。世人所做过的事，都会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这样或那样的说辞和印象。
人好留下好名声，否则就留下“笑柄”。有两句诙谐话，一句是，“我让大办食堂，并非办大食堂”；另一句“有光就有热”，就是涝店一带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经常谈笑中的口头禅。那两句笑话出自何时？“笑”在何处？
且说，在1958年，余下公社章书记，在全国“大跃进”形势下，按上级政策，他号召全公社各村以生产队为单位，都要办公共食堂，借以体现人民公社“做活不计工，吃饭不要钱”，“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但因诸多原因，不长时间所有公共食堂都相继息火关门。在此之前，为了响应毛主席“钢铁元帅升帐”的号召，许多社员连锅都被收走炼了铁，家中做饭锅都没有了。
后来在纠正共产风时，章书记做了“检查”，他说，“这不完全怪我，我当时让大办食堂，并非让办大食堂，……”台下干部群众哗然哄笑，从此后人们私下都把章书记叫“章大办”。尔后，这位“章大办”调任到涝店公社，他的这段轶闻不胫而走，也随他一起在涝店公社干部群众中流传。
“ 有光就有热”是说涝店公社当年有位领导，为了完成交籽棉任务，亲自带领干部下乡催促各生产队晒棉花，有个“老农”建议利用冬季月朗星稀的黎明时分，拉开晒棉花箔子让干燥的寒风吹拂，可使籽棉速干。这位领导知道此情后，立即在全社推广“速干法”，但他却如此解说：“月亮底下也可晒棉花，有光就有热”。从此也留下了“笑柄”。
言归正传，却说本篇中心人物—张居正。
张居正在涝店
张居正从1970年春开始在涝店公社当书记，直到1976年秋后离开涝店公社，调任户县县委宣传部当部长。他在涝店群众的心目中，特别是和他一起工作过的那些同志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正如王懋儒同志所著《玉壶冰心》中一篇文学章说的，实事求事，客观公正，心底无私是张居正的正直人品。对此，我有所闻，亦有亲身体验。
1970年，正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时期，涝店公社寨尚大队有位社员叫王文清，因向上级反映补定他家“漏划”富农不实问题，村干部拟大会批判他，他深怕冤枉受屈，大清早到公社，寻找素不相识的新到任书记张居正，向他陈述实情，倾诉苦衷；张居正听完虽一字未答，但他召来寨尚大队干部，了解情况并作了正确处理。
当时，是“补定漏划地主富农”的“极左”时期，涝店公社负责专案的一位同志向张居正请示说：“张书记，你说把平西村徐家成分咋定？你说定成地主，我做个能定地主的材料，你说把徐家定成富农，我就做个能定富农的材料……”。张居正收起以往笑容可掬的面孔，满脸怒气，狠狠地批评教训了他，要求他实事求是，客观办案，不要个人感情用事。这件事在当时给公社机关内的所有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
涝店公社圪塔头村有位赵姓社员，家庭定为地主，并被认定有“反攻倒算”，全家人被扫地出门。这件事张居正知道后，适时的予以关注和指正。
1969年11月，由中共陕西省委文化干部学校下放到涝店公社西曹大队的女干部刘天虹，当年正处在逆境中，张居正到任后，对她并未另眼看待，而是把她从交通不便的西曹大队，调到紧临西宝公路的黄家庄村，给予她一定的生活方便。就这点小事，可能张居正早已忘掉，而刘天虹却终生难忘。人，在逆境中受到的点滴恩惠，绝对大于顺境中的千倍所赐；任何一个人，他不可能记清楚自己以往吃过的多少次便饭盛宴，但他一生绝对不会忘记，在他最饥饿之时，别人所给予他的那半块烧饼。刘天虹正是这样，她的皇皇巨著《天虹》“下放轶事”一书中，就深情地写下了对张居正的感恩情语。（后附《天虹》“下放轶事”）
1970年前后，在涝店公社所辖地域工作的县中层领导干部张省德、张志超、焦万禄、赵元彦等，张居正对他们都尊重有加；就连犯错误被处分的的原党校副校长杨某某，被当作叛徒对待的老干部白某某（后平反享受地厅级待遇），张居正也能平等对待，一视同仁。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张居正同志具有博大宽阔的大爱胸怀，特别是在文革乱世的特殊年代，这种胸怀尤为难能可贵。
亲身体验
我的丈人家是土改时划定的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压得一家人直到1979年才喘过气来。我的妻子王进英，当年就因地主成分被令人窒息的“政治”所迫，故而在阶级斗争学说盛行的1964年与我订婚，当时什么彩礼都没要，只图我家的贫农成分。
妻弟王乐民，初中六七级毕业，书生气十足。那时期，“地主乖，贫农歪”；“乱说乱动”是地主分子及其子女最畏惧的政治“帽子”。在1972年，妻弟王乐民被诬陷多计了“工分”而遭到批判，并被处罚扣掉几个月的累计工分。这件事反映到张居正那里，他立即指示三过村支部书记调查处理，后来王乐民的被无端扣掉的工分又返还给了他。他欣慰、感激，在那个年代，地主子女也感受到了共产党实事求是政策的温暖。
1973年，我村赵定海因“投机倒把”问题，被公社专案组立案调查。我和赵定海素有私交，深知其为人，便领着他夜访张居正，由赵定海当面向张书记陈明原委。张居正书记当时虽未表态，但事后公社专案组撤销了对赵定海“投机倒把”案件。这显示了张居正重事实、轻妄说客观公正的工作作风。
以上所述的，仅是张居正在处理具体人和事中的实事求是的几个真实事例，都是我耳闻目睹过的，其所以列举这些事例，意在说明，在“阶级路线”最敏感的特殊年代，张居正敢于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就能想象到他在涝店公社工作期间，指导农业生产等诸多客观求实的工作作风。
张居正履历
张居正从小过继给姑父母。解放时，姑父家仅有八亩三分地，但姑父母还坚持供他读书。他青少年时期是在“背馍上学，节假日上山打柴，下地采猪草”的生活中度过的。从户县师范毕业后，他曾在小学任教三年，后擢用从政；曾参加过肃反、审干、反右和反“五风”等政治运动，在政治运动中，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容易被称为“右”的行为。
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天下大乱；人们总结了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倾”，六四年“社教运动强调的阶级斗争”犯“右”倾错误的经验，违背固有的良知，都想努力显示“左”的“革命的”思想行为。对张居正来讲，纵使他有独特见解，难免也要被卷入其中；虽以其正直之身被推选为户县县委机关两派组织中“造反派”的副主任，但他并不是一个“坏头头”。
在文革中，他坚持在本单位“闹革命”，不介入、不干涉外单位的人和事。他很注意以理服人，谨防冲突；反对武斗，厌恶上街游行和戴高帽丑化他人形象的低能行为。对待“犯错误”的人，注意政策和策略，权衡其轻重，没有过激的行为和语言。在人际关系方面总是奉行“宁愿人负我，不愿我负人”的交往原则。正因为如此，张居正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造反派”那样的“劣迹”。
从他在涝店公社担任书记后，就能反映出他客观求实，任人唯贤，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不谋私利，两袖清风，淡泊明志的本色和情操。他经常拖着带病之身，下乡检查指导生产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好经验立即通过召开现场会予以推广。抗旱期间，他夜间深入村队田间地头，检查水泵机井开动灌溉情况；全公社各村抗旱灌溉进度他了然于胸；治理渭河时，公社干部拉石头，作为领导，他也不甘落人后。周恩来总理逝世时，正值寒冬，他几次把村干部集中公社，专题解读报刊参考消息，寄托哀思。这些都在涝店当时的干部群众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印象。
张居正的冬天
1978年，党中央在全国开展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提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理论。重新认识“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并进行拨乱反正。随即开始清查文革中的“三种人”，张居正也被按“坏头头”划入清查之列。试想，在那个“三忠于”、“四无限”的个人迷信盛行年月，谁又能不说几句“革命语言”？不表现出几个“革命行动”？连周总理也喊过“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邓小平也曾表态“永不翻案”。不正常的违心时代，张居正也逃脱不了介入其中的命运。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中国历史上的大悲剧！现在细想，什么两派？无论那派都深受其害。它所贻害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在当时又有谁敢公开抗拒？
清查“三种人”时，张居正已被免去县委宣传部长一职，被隔离审查，审查中却找不出什么“劣迹”。但就是用时间来折磨他，大小会批判，工资惩罚；后来虽担任过卫生局长、物价局长等职务，但任职、停职起伏长达十年之久没有结论。直到1987年，户县县委才给了张居正一个“仅属一般问题，不做结论，不存档”的历史结论。 时间太长了，一场政治“冰雪”，竟然经过了十年的消融。
批判张居正时，张居正有句名言，至今留传于户县。这就是“跟着参加文化革命，就象背上了私娃布袋（私生子）”。尽管冬天过后是春天，但此“冬天”非彼冬天，有些冷暖失常，张居正蛰伏的十年与“右派”改正达二十多年相比，他也为之释然。这显示出他“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的豁达心理。
人，绝对要客观求实，正直做人，无论处在那种环境都要有主见、显本色；切莫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留下未坚持己见而随他人犯错的悔恨心情。遇上逆境时要勇于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这就是张居正的风格。
涝店人民显真情
诚实善良的涝店人，至今没有忘记当年的公社书记张居正，在他离开涝店以后，当他身处在逆境之中时，有送大蒜的，有送辣椒的，送野兔的，送药方的……在张居正看来，“人情值千金”。时不时还有人在户县大街上问候张居正，并自我介绍他是涝店某村人；就连一位在家属楼串门收破烂的农民也笑吟吟地自我向张居正介绍他是涝店人；好多见不到张居正的涝店人，经常捎口信问候他；张居正也经常问候那些涝店的故友和乡亲。他和涝店人有着深厚的感情。
张居正有了这些真诚的慰问，心里自然非常满足，而令他最感动还是这桩事：1979年县委派几十名干部下驻涝店公社各村，撒开密网，深挖细究张居正在涝店工作期间的造反派“劣迹”，按原设想，把张居正揪到涝店，用现实材料，现场批判。因这种奇思妙想有悖涝店民意，最后落个“胎死腹中”的下场。
当张居正处在逆境中，诚实善良的涝店人，并没有“落井下石”；在他离开涝店34年后的2010年，许多在张居正手下工作过的村干部，拟联名给他送“功德牌匾”。张居正知道后，深感情衷于怀的真诚厚意，但惋言力拒。他再三谴咎自己在那个年代，为涝店人民做的事太少，挂“功德匾”受之有愧。他认为，就形式和内容统一而言，他看重实际内容的“人心口碑”，而不愿要这极易招惹是非的“牌匾”。高风亮节，更显其诚。
也跟张居正学做人
王懋儒同志写过一篇《跟张居正君学做人》，我也从张居正那里学到不少“客观求实”的做人正道。
记得我当马营村党支部书记时，正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空气笼罩神州大地的年代。那时，虽然政策是“看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但在许多人眼中，地富家庭出身的人都应是专政的对象，在各方面被岐视。贫农男娃找个没有户口的“黑户”媳妇，生产队长敢作主给分配口粮，而地主成分的男孩，若找一个“黑户”媳妇，队长则不敢为她分口粮。我当时想，这种“岐视”结果，如何能让这些地富成分子女，从内心里拥护共产党？经党支部研究决定，我在大会宣布，不论是地主或贫农成分的男娃，娶个“黑户”媳妇，都一视同仁分给口粮，有问题由我书记负责。
那时期，农村庄基地管理很严格，贫下中农一般也只批准两间庄基，地主成分出身社员，干部不敢给划庄基。地主子女几代人，还住在土改时所留的几间房内，生活十分不便。对于这样情况，我们党支部研究决定，按一视同仁原则，也划给庄基。
除此而外，我有意识提出，让三个出身地主家庭但有能力的社员当了生产队的副队长。实践证明，这些人处在政治岐视下当上队长，在其心里感到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政治殊遇，他更比一般人工作的热情高，劲头要大。
1975年，张居正在党委会上提议通过，拟提拔我担任涝店公社副书记，但因有人反映，我曾批准为富农老婆死后开过追悼会，被认为是“阶级路线不清”而夭折。虽如此，我不遗憾，至今仍非常感谢张居正，不忘他的知遇之恩。
那是怎么回事？当时，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其中有这段话，“村中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以此来寄托我们的哀思……”从那时起，为落实毛主席最高指示，在农村，老人去世后开追悼会已成制度，悼念死者生前的有益行为，借以寄托人们的哀思。这个富农出身的老婆去世后，群众认为她心底善良，多有救济穷人之举，提出给她开个追悼会，我未加思索就批准了，结果触上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压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时期，要想抹黑一个干部，多在阶级路线上做文章，那是当时最为有效的锐利武器。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真的自作多情太幼稚太可笑，对被已打倒的反动阶级，仍如面临大敌；“什么地主、富农翻天呀！”“什么千万颗人头落地呀！”完全是可怕的假设。实践证明，邓小平主张取消所划成分是正确的。三十年了，并没有出现天下大乱，地主翻天反攻倒算，千万颗人头落地的可怕局面；反而呈现出的是，经济大发展，人们忙碌挣钱的和谐社会景象。
结束语
诚实善良的涝店人民，不忘当年公社书记张居正，而张居正今生也难忘涝店人的深情厚意。他，这位八十岁的老干部，每当想起涝店人民的情谊，就感到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人生短暂，转眼就是百年，到年老时还需要什么作为满足？我认为，倘若有此感，可算足矣！这种心态是那些虚度年华、投机钻营、华而不实、忘恩负义、奉上傲下的人所体会不到的。
诚实善良的涝店人，愿张居正同志晚年幸福，并将他永远留驻心里。
附录《天虹》“下放轶事”书中节选：
刘天虹在《天虹》“下放轶事”中深情地写道：“‘下放干部’是个特殊阶层，拿工资却没有工作单位，当农民却不计工分。一切生活所需，燃料、取暖、口粮，甚至各种劳动工具都要自己去买。下放干部在县领导眼里是‘改造对象’，在公社领导眼里却是双层人物：一面改造，一面利用……1971年秋，每次从西曹大队回西安，或到公社开会，买粮……要跨河淌水、过沙滩、经坟地，走七、八里土路才能到达西宝公路等长途汽车回家。户县涝店公社张居正主任得知我家境困难后，动了恻隐之心，主动将我调到公路南紧靠路边的黄家庄大队。这儿回家方便多了，可以在路边等待过往的西安招手停的长途车。此事让我念念不忘。2004年终于打听到了张主任的住处与宅电，特意感谢他在那个年代赐予我和孩子们弥足珍贵的关怀照顾的恩情。此事让我念念不忘。”
{:soso_e179:} {:soso_e179:} 人情值千金 愿张居正同志晚年幸福{:soso_e179:}{:soso_e179:}{:soso_e163:} {:soso_e179:} {:soso_e179:}
【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知恩图报乃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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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老农 于 2011-11-2 14:24 编辑
{:soso_e163:}{:soso_e179:}{:soso_e181:}有情有义！
不知该说些什么。。。。。。就是谢谢 老一代干部的正直是当今社会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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