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盗窃”能否转化为“抢劫”
此案“盗窃”能否转化为“抢劫”戴永智 周兵，男，1985年生，周至县人，2005年元月来户县谋生，开始在一家歌厅打碟，后受僱佣白天开出租车，但晚上仍在那家歌厅打碟。月收入达千元以上。然而一念之差使周兵走上了犯罪道路，给他人生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2005年8月31日中午，周兵正好歇班，一个人骑自行车在城西涝河堤闲转，忽然听到附近有猪叫声，他无意识地走到猪场，看见猪场无人，便撬门进入猪场。这是一家私人办的种猪繁育场，刚好有一窝出产不久约克夏仔猪，周兵用蛇皮袋装了３头仔猪绑在自行车上，准备带到户县南关市场卖掉。当周兵骑自行车带仔猪路过西街村时，袋内的仔猪叫声引起一村民怀疑，当即告知猪场业主王魁，王魁遂骑摩托车追上周兵，并要解袋检查，周兵不允，后经一退休教师从中调解，周兵也只好同意检查。王魁查验后发现正是自己猪场所繁育的三头约克夏仔猪，并当场指出仔猪耳朵上火印的标记。周兵被人赃并获，百般求饶，哀求王魁放他一马，王魁不允，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拉着周兵去他猪场查看还有无仔猪丢失。周兵仍一路求饶，求饶不成时便打了王魁一拳并趁机逃跑，王魁扑上前去抱住了周兵左腿并呼喊，周围群众当场抓住了周兵。这时才有人拨打110报警，城关派出所两名警察把周兵带回派出所审查，不久，周兵被刑事拘留。 2005年10月，户县人民检察院以周兵窃取约克夏种猪三头，价值720元，且当场使用暴力，构成“抢劫”罪为案由把周兵起诉到户县人民法院。户县人民法院于2005年11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我被指定担任周兵的辩护人。 对此案我提出了以下辩护意见： 一、我认为起诉书认定事实基本正确，但具体情节不完整。 １、被告周兵盗窃三头仔猪，已离开了“盗窃”现场。 ２、失主王魁是根据别人提供的怀疑线索，才骑摩托去追赶周兵，而此时他并未查看自己猪场内是否丢了三头仔猪。 ３、当王魁查验后确认属自己所养之猪，才确定了周兵就是“盗猪”之人。此时，周兵从“盗猪”、“运输赃物”到被“人赃俱获”，整个“盗窃”行为过程已完成，后边的情节已不属“犯罪”行为的连续。 ４、王魁在周兵“人赃俱获”后没有报警，也没有交由公安机关处理，而是拉着周兵往猪场去查看还有无丢失仔猪。在这一过程中周兵使用了暴力。 以上情节是本案中存在的客观事实。 二、我认为，被告属“盗窃”行为。但未构成“盗窃”罪，更未构成“抢劫”罪。 １、周兵盗窃价值仅720，按法律规定，本地区内构成盗窃罪“盗窃数额较大”的标准是1000元，未达此标准者不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被告周兵之行为尚未构成盗窃罪。 ２、起诉指控被告周兵构成“抢劫罪”，是依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之规定，认为被告“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 我认为被告周兵之行为不属“抗拒抓捕”，也不属“当场使用暴力”。 第一，“抓捕”权利属国家授予特定范围内执法人员的一种必须合法行使的“公权”，并非一般公民可随便行使的“私权”。公民只能对那些正在犯罪作案的犯罪分子有扭送到公安机关的权利，这是法律允许公民使用的个人“私权”。 而失主王魁所行使的既不是“抓捕”权，也不是“扭送”权。而是硬拉被告周兵去猪场，被告“抗拒”不去，是怕再次被打而心有余悸，但这不是“抗拒抓捕”。 第二，被告从盗窃三头小猪，到被勒令解袋“查验”，整个“盗窃”行为过程已完全结束。法律规定的“当场使用暴力”，所谓的“当场”，在本案中应理解为“解袋查验结束”之前算“当场”，而王魁在被告整个“盗窃”行为过程已结束后，拉被告同去猪场,当属另一个环节过程，不应属犯罪过程中的“当场”。 第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意见》第五条关于“盗窃转化抢劫”的规定：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赃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以及以暴力相威胁，情节较轻，危害不大，一般不以犯罪论处。被告周兵之行为适用这个“不以犯罪论处”的规定。 其一，被告所盗“三头仔猪”价值720元，未达“数额较大”规定的1000元标准。 其二，被告“抗拒”去猪场，并非“抗拒抓捕”。 其三，被告在后续过程中为逃脱打了失主一拳，但已不是“当场使用暴力”且未造成严重后果，按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6月8日司法解释规定，被告之行为不构成犯罪。 户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构成“抢劫罪”，但情节较轻，故免予刑事处分。律师为被告担任辩护人，往往被理解为替“坏人”说话，岂不知再“坏”的人，国家法律还要赋予他合法权利，律师的辩护就是“依事实为根据，依法律为准绳”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从本案中就能体现出律师只能“追求公正”，但不能“决定公正”。虽然“无罪”辩护目的未达，然而一个被指控犯“抢劫罪”的罪犯被判“免予刑事处分”，不难看出，律师辩护观点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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