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笔记）涿鹿之行
本帖最后由 靳应禄 于 2011-6-25 07:10 编辑涿鹿之行
当给养员，外出采购是常事，有酸、甜，亦有苦、辣，当然也少不了见闻。在无数次外出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当是那次涿鹿之行。 那是1966年夏，我们几位上司领着车队前往涿鹿县为部队采购蔬菜。当我们的车队行至美丽、富饶的涿鹿县城外时，被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挡住了去路。大凡车辆遇到集会，理应让路，何况我们是军人，自当模范遵守。瞅着望不见尾的队伍一时半会过不完，我告诉司机刹车、熄火，下车等待，面对面地感受“群众运动”的“汹涌澎湃”。时值“文革”初期的“点火”、“发动”阶段，游行队伍皆是清一色的学生。望着眼前这滚滚“洪流”和蔽日的旗帜，听那些震天响的革命口号，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军事特区的军人来说，眼界突然大开，可谓震撼之极。纵观队伍的认真劲儿和热度，若在今天，即使刻意导演也恐难达到。 忽然间，我们发现涿鹿三中大横幅上的字是“教育为无阶级政治服务”。很显然，在阶级一词的前面漏写了一个“产”字 。过来人都知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那个特殊年代，这“无产阶级”和“无阶级”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按当时的认识论，却分别属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意识形态，是有天壤之别的。 对于涿鹿三中的这个笔下之误，我们本想上前指正，但囿于部队有“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非常严格的“七要”、“八不准”规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不敢违规。只能小声议论议论。 大约过了个把小时，游行队伍似乎出现了异常，激情明显增加。只听见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毛主席万岁”等模式口号外，新增添了“涿鹿三中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罪该万死”、“打倒三反分子×××”等口号——原来是开始了第二轮的游行。我仔细一看，涿鹿三中那漏字的大横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向毛主席请罪”。不仅如此，所有游行队伍的标语和口号的内容全都指向涿鹿三中。再细瞧三中的队伍，一个小时前还进行组织，并且文质彬彬地走在队伍前面，还不时回过头来进行指挥，其身份分明是革命领导干部的三中校长，没过半个时辰却变成了“三反分子（即具有时代特征的反党、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只见其头上戴着一尺多高的纸帽子，胸前挂着二尺见方的硬纸板，上书“三反分子×××”，字是黑色的，却用红笔在名字上划了三个大×。我心里一惊：大红×在人的名字上能随便打吗？其形式简直像清代的死囚赴刑场。我目不转睛地瞅着这位校长由远而近，看得见其脖子上拴了条细麻绳，绳头牵在一位稚气未脱的女学生手中。在此起彼伏的口号的间隙中，校长还要听从这位女学生的指挥，面向群众喊着“我有罪，罪该万死”等口号。我不由叹了一口气：一个字决定命运啊！ 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任何人都会感慨万千。但在那泥沙俱下、玉石俱焚的特殊时期，除了在内心里为这位有长者资格、学者风度的校长叫屈并为之惋惜外，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只觉得心里像吞了条毛毛虫般污秫…… 我们几位谁也没吱声，说心里话，谁也不想吱声，大家心照不宣，相互间苦笑了一下，便让司机发动车。当行至游行队伍中间时，伴随着洪亮的“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队伍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多好的群众啊！我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难以名状，受惊若宠，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回返的路上发生两件事倒很是有趣，一件是因为我们是装好车后未折返进城从田间地头直接上公路的，没处吃饭，只好用鲜菜充饥，黄瓜呀，西红柿呀，尤其是芹菜，甜丝丝、凉飕飕，还让我上了瘾呢！另一件是我坐在车顶，却一直望不见紧随在后边的那几辆车。奇怪，这一片是平原，视线很宽阔的，莫非出什么事了？到了丁字路口拐过弯儿，我们停车等候。仅一两分钟，他们就到了。稀奇的是押后的这几辆车好像是刚从水库里钻出来的，还在往下淌水呢！原来我们的车与云同方向、同速度，车走雨也走，我一直晒着太阳，他们却一直在淋着雨——是真真正正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那次涿鹿之行，其所以让我没齿难忘，除了目睹瞬间的风云变幻外，还由此引出了一件荒诞事。那就是新来的副教导员在我们返回部队后的第二天召集全营的司务长、上司讨论文化大革命。其用意再明白不过：在我们这个与“世”隔绝、连一个穿便装的老百姓也见不到的特种兵驻地，只有我们这些采购人员才能频繁与外界接触嘛！ 在沉默了几分钟后，副教导员点将了：咱们在座的，靳上司文化最高，先说说吧。首长发了话，下级岂能无动于衷？于是我先简单谈了几句认识……当结合实际谈到在涿鹿县城的见闻时，表情一直木然的副教导员突然来了精神：这么说，你看了？ 我回曰：看了。 又问：也听了？ 我说：听了。 再问：你也议论了？副教导员直了直身，表情冷峻起来。 我有点怯，不敢回答，惶惶不知所措，只点头“嗯”了一声。 副教导员严厉起来了，一副不屑的神态：咱多次传达，强调七要、八不准，你竟然顶着干？ 我入伍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自然惧怕，更觉委屈，便试图解释——却不知当面向领导解释意味着不服气、不虚心，结果会适得其反。我小声说；我们没有专门去看，也没有专门去听…… 副教导员打断我的话说：那也不行，那也是违犯纪律。大概是听到了我说“我们”，教导员拍了一下桌子指着大家问：你们是不是都看了…… 教导员如是问，我倒松了一口气。俗话讲，法不责众嘛！正当我在心里打着如意小算盘时，其他人却依次回答说：没有。 别说，这两个字还真灵，立竿见影，他们马上得到副教导员的表扬。 ——我已学乖了，我不能“咬”同事，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再坚持了。 想通了，心里也就坦然了。 当晚，在全营的军人大会上 ，作为反面教材，我被点了名。 事后，同仁中，有嗔怪我太直的，有找营长替我鸣不平的，还有一个上司登门谢我，说要不是我先马失前蹄，他们就都栽了。弄得我啼笑皆非，我成了什么？连我自己也闹不清。 副教导员在全营大会上点了名，这可不是小事，以此为由撤了我的职是完全有可能的，后来我才知道营长和教导员对我印象挺好。再说，副教导员对我的批评正确与否，他心知肚明，也就没有做得太过分。说来，算是我的运气。 这件事倒让我清醒了许多，或者说成熟了一些。同时，另一个观点也在我脑子里滋长着，那就是“世人认假不认真”。好的是我并没有闹情绪，我的工作受到连里的肯定。后来，卫生队队长相中了我，营长也极力推荐，我便调到了卫生队。一次，副教导员来看医生，顺便找我道歉，说他明知置身其中却要求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客观，也明知其他人讲的全是假话，但他必须装糊涂，说这是政治的需要。 我总算明白了，我说副教导员：你精通《三国》，在学曹丞相借杨修的头稳定军心哩！但副教导员发自肺腑的话又让我长了见识，原来这“难得糊涂”还是为官之道呢！不管怎么说，虽时过境迁，副教导员毕竟登门道歉了。不打不相识，我俩成了朋友——因为我已不是他的下属，否则，难成朋友。正是他告诉说营党委早就把我定为干部苗子了，他对我不能不“严”啊！
17
一个字决定命运。{:7_399:}
{:7_394:} 谢谢青睐。这是那个时代的记录。本文曾在《中国青年》和《西安晚报》刊过。{:7_396:}
页:
[1]